在交通和資訊科技不發達的古代,人們對異國人一無所知,往往抱有一種奇妙的想像,尤其是孤懸海上、相隔萬里的日本和美國,彼此不相往來,更是如此。在日本與美國首次接觸(黑船來航)之後,日本人的繪畫中,便把培里畫成猙獰扭曲的面貌,仿似日本傳統妖怪「苧績」一樣。隨著接觸日益加深,兩國人民對對方的印象也隨之變化,出現在日本繪畫中的美國人,也變得「紳士」起來。
在交通和資訊科技不發達的古代,人們對異國人一無所知,往往抱有一種奇妙的想像,尤其是孤懸海上、相隔萬里的日本和美國,彼此不相往來,更是如此。在日本與美國首次接觸(黑船來航)之後,日本人的繪畫中,便把培里畫成猙獰扭曲的面貌,仿似日本傳統妖怪「苧績」一樣。隨著接觸日益加深,兩國人民對對方的印象也隨之變化,出現在日本繪畫中的美國人,也變得「紳士」起來。
社會狀況固然不是一夕改變,明治政府的政策也決不是立竿見影。不管是新近掌握政權的統治階層,還是底下的被統治階層,在維新變革之際都是處於適應期和摸索期。
自從萬延元年 (1860年) 幕府第一次派船遠渡美國,開啟兩國交流之門以來,日本便陸續有人前往美國就學或定居,踏入明治時代移民人數大幅增加;他們多數居於夏威夷和美國西岸加州,在大正年間取代華人成為移民美國亞洲人的大宗。根據美國人口普查,1890年日本移民美國人數僅為2039人,1900年移美(含夏威夷)則暴增至24326人,明治末年的1910年,在美日本移民有72157人,首次超越華人移民數量。
在以白人為主的美國人眼中,日本人雖然文化程度相對不高,但工作勤奮、老實、效率高,的確展現了文明開化國家的精神面貌;可是久而久之,美國白人對日本移民的印象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因為日本勞工開始要求僱主提供跟白人勞工比肩的薪水,自然惹來美國白人反感,他們漸漸覺得日本人很礙眼,反倒想念起當初被他們排斥的華人。1905年美國民間成立日韓排外聯盟,繼華人後,日本韓國移民也成為被排斥對象。據澀澤榮一《青淵回顧錄》所記載,美國人反日的理由,表面上是日本人欠缺公德心:他們到處挑釁生事,在公眾地方小便、任由小孩大哭等等,與美國人生活習慣大不相同。再深層的原因,則是因為日本人無法融入白人社會,他們賺到了錢,都是寄回日本國內的親人,而日常生活用品亦鮮少在美國當地購買,而是特地從日本本土寄來,這一點也讓美國人側目。
南貞助是長州藩士,是第一個與外國人結婚的日本人。
南貞助是大名鼎鼎的高杉晉作的表弟,他的母親是高杉晉作父親小忠太的胞妹。南貞助出生於弘化四年(1847年),比高杉晉作少八歲。
南貞助十二歲的時候過繼到高杉家,成為舅父高杉小忠太的養子,從此即投身尊王攘夷運動。他曾跟隨久坂玄瑞在京都作戰(禁門之變),回到長州不久,便發生「正義派」與「俗論派」的內亂,南貞助與表兄高杉晉作為了對付「俗論派」,並避免把高杉家捲進去,於是一同離開高杉家,化名為谷松助(高杉晉作改名為谷梅之助)秘密行動;元治元年高杉晉作在功山寺舉兵,南貞助便是起義軍其中一員。
作者:英子‧丸子‧施奈華
(譯者:游淑峰)
出版社:麥田
透過電玩遊戲或影視作品,我們對日本的極道多少有點認識。他們表面上是活在地下世界不見天日的暴力團體,卻又跟白道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遊走於合法與不合法之間,在日本甚至東亞歷史上扮演著不受重視卻又十分關鍵的角色。
福澤諭吉之所以受日本人敬愛,是因為他向尚未接觸國際社會的日本人介紹西洋文明。他在幕末時曾隨幕府前往美國,回來日本便寫了一本《西洋事情》,不計蘭學的話,他可說是最早一批向日本人展示西洋文化的人。他不把這些知識當做是很珍貴的秘笈,反而很積極推廣,希望啟迪日本人的見聞和智慧。當時新舊時代交替,日本尚在萌芽發展階段,而西方列強對東亞虎視眈眈,福澤便透過《西洋事情》和稍後的《勸學篇》來激勵日本人勤奮自學,只要每個人都努力學習,便可有獨立的人格,進而使日本有獨立的國格,與世界列強為伍。這既是他身為下級藩士受盡白眼的經驗,也是當時日本面對國際社會的處境。
《勸學篇》第一句「天不生人上之人,亦不生人下之人」,看似是說人無貴賤之分,人人生而平等,就像美國獨立宣言那句名言一樣;但對比他在甲午戰爭時稱清兵為「豚尾兵」、「惡獸」的表現,便知道不是這麼一回事。我對這一句話的解讀,是世界雖然有文明的國家也有落後的國家,但上天賦了人類的質性其實是一樣的,每個人都可以透過後天的努力成為人上人,相反若不努力改變自己,便會淪為人下人,福澤諭吉以此勸勉日本人獨立自強,使日本成為比別國優秀的國家,這正是《勸學篇》的主旨。
他對於落後的人是很歧視的,絕不是平等主義者。就像當時已流行的祟洋風潮,福澤也不能免俗,相信人種有優劣之分,支持「人種改良論」,認為日本人應該模仿家蓄品種改良,挑選優秀父母(指文明的歐美人)誕下優秀後代。他這種思想似乎在知識界亦十分普遍,在他的《時事新報》擔任記者的高橋義雄撰寫了《日本人種改良論》,提倡與西方人雜婚,便是基於此一優勝劣敗的思想。後來福澤諭吉的《脫亞論》也是由此而來,因為失敗的朝鮮人和中國人都是東亞劣等民族,他不屑與落後的東亞為伍(脫亞不等於入歐,這一點需要注意)。
要知道,福澤的《西洋事情》、《勸學篇》抑或《脫亞論》,對象都是日本人。他絕不是要把他的思想推廣到全世界成為普世價值。相反,我們更要留意當時世界的思潮。當時是民族主義和達爾文主義流行的年代,是帝國侵略、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年代,不是自由、平等、博愛的年代。我們看福澤的作品,了解他的人品,不能撇開時代脈絡。
憶起當初宣布拙作《幕末長州》成書時,有些朋友表示十分期待(因為銀魂的關係?),也有朋友戲稱長州馬鹿。我一時語塞,對近代史不熟的我,對這一謔稱的由來不甚了解,說不出個所以然來。
翻查了資料,發現這個謔稱出自豐田副武口中。豐田副武是海軍軍人,太平洋戰爭期間先後擔任海軍大將、吳鎮守府司令長官、橫須賀鎮守府司令長官、聯合艦隊司令長官、海軍總司令長官等等,也曾是海軍大臣的候選人物。
據說他很討厭長州,但我找不著出處。如果從海軍的角度看,憎恨代表陸軍的長州似乎不難理解。也有一個說法,指海陸兩軍素來不睦,海軍內部常以「馬糞」、「けだもの」(野獸)稱呼陸軍,換句話說這並不只是豐田副武一人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