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11日 星期日

再談穢多、非人

近日重讀網野善彥教授寫的《重新解讀日本歷史》(聯經出版),書中第三章專門談論穢多、非人這些受歧視的群體,有些想法想要記錄下來。

 

網野善彥開宗明義提出,南北朝前後的十四、十五世紀,是日本社會大變革期,許多現代社會的觀念都是從這個變革期產生的,以前的社會跟我們所想像的截然不同(想起內藤湖南說應仁之亂以前的日本史都是外國史)。

 

包括這一篇要講的穢多、非人,或其他負責骯髒工作的人,其實在中世以前並不受到歧視,也不是我們所認知的處在社會最低層。那時候並沒有「士農工商」這樣明確的社會區分,但是有神佛屬民的概念。由於兇穢概念很流行,很忌殺生,所以處理罪犯、屍體等邪惡、血污的東西由專門的技工來處理,而且只能在野外的露天地方處理,因為有人居住的地方屬於「人的領界」,野外則是「被人捨棄的領界」,變成「神的領界」(遺落在野外的物件,也變成神的物件,不能隨意移動),所以這樣沾染血污的技工,是替神佛工作,是神佛的屬民,稱為「神人」。既然是神佛的屬民,自然跟寺社有緊密的關係。

 

僧侶是古代的知識份子階級,他們在各地的寺院,都是當地的文娛和經濟中心,商工業者(自行生產和兜售)在某些日子聚集在寺院前進行交易,或有遊女招客,或有藝人賣藝,這些都是廣義上的非人,應該也跟當地寺院有深厚關係。他們甚至有自己的組織,互相照顧。

 

在所謂大變革期以前的社會,國家雖然有鑄錢幣,但在國內仍然流行以米和絹作為交易媒介,這是因為百姓普遍把錢幣埋藏起來,把它視作神明之物(被人捨棄的東西就變成神的東西,這一點值得注意),當作鎮邪之用,不能隨心所欲地花費。商工業者(後來才發展成純粹的商人)透過交易積蓄大量財富,在當時的人看來是一種虔誠的行為,是一種美德,因此又被稱為有德者,但他們也是非人。

 

前段提到被人捨棄的東西就會變成神的東西,仿佛說國土上所有東西(包括土地本身)都只有人與神的分別。到底是人不要的東西變成神的東西,還是神不要的東西才是人的東西?按照作者的說法,除了皇室貴族、僧侶和農民之外,好像剩下的都是非人(神人)。生產者當中只有農民被當作是人,只有貴族的治所,以及農民居住和耕作的地方才是「人的領界」,除此之外都是「神的領界」?根據日本立國的神話傳說,整個日本都是「神的領界」,毋寧說是農民佔用了「神的領界」,經政府的許可,把他們所居住和耕作的土地,從「神的領界」變為「人的領界」吧?人與非人的區別,不是我們所想的良民與賤民的分別,恐怕應該是人與神明的分別才對。

 

相比起學術性質濃厚的舊佛教,鎌倉新佛教(淨土、日蓮、時宗等等)展現出為人民服務的一面。他們走出象牙塔,迥向大眾,建設社會,救贖眾生。書中引用《一遍聖繪》說明僧侶為非人講道,很受愛戴。事實上,新佛教也受貴族和政治勢力青睞,寺院獲捐獻土地,或受委託管理莊園,替莊園主徵收稅項。當然不是由僧侶親自去村落收稅,這些粗重工夫由寺院僱用的浪人或惡黨負責。用今天的話來說,寺院代表白道,惡黨代表黑道,而兩者竟然是明目張膽的僱傭關係。各位如果有讀過吳座勇一的《應仁之亂》,就會知道這些非僧籍的惡黨勢力有多龐大,他們是寺院武力的主要構成人員,也是廣義上的非人。楠木正成是有名的惡黨,如此推算的話,他也是非人?

 

綜合書中所述,非人應該是令人敬畏的群體,而在十四、十五世紀大變革期開始逐漸受人輕視、歧視。網野善彥並沒有說明原因,因為這是學界仍在探討的問題,很難下定論。我斗膽猜測是這些原因:

 

1‧社會觀念的演變

武士政權時代殺伐風氣熾盛,人們接觸血污的機會增多,逐漸改變對兇穢的看法;而貨幣的流通,亦改變人們使用貨幣的習慣,貨幣從儲藏和鎮邪的宗教功能轉變為消費的商業功能,對於非人也就褪去了迷信的色彩。

 

2‧寺院走向世俗化

室町時代是地方勢力接踵崛起的時代,也是寺院走向世俗化的時代。鎌倉新佛教在全國各地吸納信眾,擴大地盤,成為地方勢力的籠絡對象,佛教勢力彼此間也會為了爭奪利益而械鬥,甚至似本願寺那樣動員民眾與地方勢力對抗。透過接觸,人們漸漸理解寺院和非人的真面目。宗教勢力和惡黨與政府對抗,因此招來政府勢力打壓,經過戰國時期的整頓,寺院和非人的社會地一落千丈。

 

3‧農本主義的提唱

在江戶中期商品經濟發達以前,政府和人民依靠耕作土地維生,農民雖然不是統治階級,卻是最主要的生產者,支撐著全國人民生活所需。戰國末期到江戶時代伊始,隨著石高制的普及,依人為計算的土地生產量來評稅,只要農地面積不變,農民便只須向領主繳納固定的租稅,只要農民勤力耕作,便能擁有更多的剩餘,改善自己的生活,這便是勤勉革命的由來。世間百業,以農為先,辛勤工作的農民受到尊敬,相對來說,穢多、非人只能操著厭惡性工作,文明程度較高的士農工商階級不屑與之為伍。由於平民獲罪會被褫奪身份,先天身體殘障者則會被視為神罰而遭摒棄,這些人只能以非人的身份生活下去,久而久之便形成墮落的形象,不被世人接受。

 

在《續‧重新解讀日本歷史》中,網野善彥舉出被視為十五世紀後半的職人歌合(三十二番職人歌合)做例子,該史料中農人與庭掃(御庭者,建造和整理庭園的河原者)被配成一對,表示農民在當時也淪為受歧視的一群。據網野善彥理解,南北朝乃至足利義滿時代,日本社會出現了重農主義遭受重商主義挑戰的局面,農民反而被視為職人(手工業者)的一種,在世間的評價反不及商人和工人。網野善彥解釋,這可能是自古以來人們認為改變大自然的狀態是一種污穢的緣故。

 

換言之,農民真正備受尊敬,和商工業者遭受輕視,應是從戰國或江戶時代才開始的事。據作者所說,以農為尊的形象是學術界刻意營造的。歷來的社會研究,多數聚焦在農民身上,這是因為日本自古以來的租稅收入是以水田(稻米)為標準,農民是國家最主要的生產者,他們的生活也因此成為研究對象;反過來說,其他職業從來不受關注,因為他們不以土地維生,所以一直給人貧窮低賤的錯覺。關於其他職業的生態的史料本來不多,也因為學界不太重視,才造成我們對古代社會的誤會愈來愈深。

 

儘管穢多、非人飽受歧視,但他們自有一片天地。他們有家傳的技能,例如殯葬、漁獵、皮革、鍛冶、捕快等等行業,不管生活在城市或是鄉村的百姓,總離不開這些需要,使他們得以生存下去。他們建立自己的區域性組織,將穢多、非人置於自己的支配之下,為社會提供不同的服務,就經濟層面而言,他們不一定就是弱勢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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