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長兩藩主導的明治新政府，在江戶開城、德川慶喜出降之後，仍執意繼續征伐會津和長岡，以洩八一八政變以來的忿恨。雖然後來奧羽諸藩建立同盟共同支援會津，但在同盟成立之前，各藩內部就支持哪一方的問題，都不約而同經歷一些掙扎和鬥爭，並非一開始便旗幟鮮明；不僅藩的內部出現矛盾，藩與藩之間亦因為互相猜忌而出現諜對諜的博奕，往往需要確認鄰藩的立場才敢表態。
「勝則官軍，敗則賊軍」——因為奧羽列藩同盟奉輪王寺宮公現入道親王（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為盟主，與以明治天皇為首的新政府軍分庭抗禮，所以奧羽列藩也有其正統性可作憑據，所差者只是實力問題，成王敗寇，假如奧羽列藩是戰勝的一方，那麼倒幕派就會淪為賊軍了。可惜事實就是，戰敗的奧羽列藩被套上朝敵的污名，就像禁門之變後的長州藩一樣，從此受盡排擠及打壓，難有出頭之日。
但奧羽列藩當中亦有加入新政府陣營的藩鎮，雖然政治上正確，卻仍然吃盡苦頭，與朝敵藩無異。最根本原因並不是政治立場異同問題，而是關西人普遍對東北人的鄙視。據說出自明治時代的諺語「白河以北一山百文」，就是指白河以北的奧羽一座山僅值百文錢，都是鳥不生蛋的窮地方，不值一提；大正時代的首相原敬便是陸奧盛岡出身，盛岡是奧羽列藩同盟的成員，戰後被貶為朝敵，朝敵藩出身的原敬理應沒有出頭天的，但他憑藉自身努力及機遇，最後還是爬上了首相寶座。他自號「一山」，正是以自嘲的方式回應世人對東北的偏見。
奧羽一帶加入新政府陣營的藩鎮不多，下場最悲慘的要數弘前（津輕）藩。
弘前藩主津輕承昭
弘前位處奧羽最北端，南接秋田，東鄰盛岡，尤其與盛岡藩關係不佳，是自戰國時代結下的樑子。最初當新政府放話要征伐會津時，弘前藩也像其他奧羽諸藩一樣，到底要投靠新政府還是支援會津，內部遲遲未能達成共識，但以少壯派家臣為主的聲音認為該支援會津，而就客觀形勢而言，弘前需要等待強鄰秋田藩表明態度後才決定投靠哪方，以免過早表態而受到圍攻。
新政府軍的澤為量副總督、大山鋼良參謀等人離開仙台進入秋田藩境，秋田不願為此得罪奧羽同盟，於是希望送走他們；澤、大山等人感到生命危險，決定往北進入津輕，弘前藩知悉後，出於同樣打算，竟派人在邊境設置路障，阻止他們進入藩境，澤、大山等人被迫返回秋田。
正當弘前決定要加入奧羽同盟時，重臣西館平馬從京都帶來了近衛忠凞的書函。近衛家是津輕家的宗家，兩家淵源流長，可追溯至戰國時代——津輕為信的祖父政信，是關白近衛尚通的猶子（可繼承家業的繼子），津輕家因此獲賜近衛家專用的牡丹紋章；弘前第十二代藩主承昭，娶近衛忠凞六女尹子為後妻；而近衛忠凞的孫子英麿則過繼給津輕承昭（英麿兄近衛篤麿為東亞同文會會長，其子文麿則為戰時首相、甲級戰犯）。近衛家又與島津累世通婚，所以近衛的立場極受島津影響。不言而喻，西館平馬帶回來的近衛信函內容，就是要求津輕家站在新政府一方，至此津輕家下定決心與奧羽同盟分道揚鑣。部份主張支援會津的少壯家臣不滿藩主的決定，於是擅自脫藩到各地助戰。
並不是加入新政府陣營，就會馬上受到重視，新政府軍中對東北人的歧視和猜疑依然存在，總督府常常獨斷獨行，不徵詢當地藩鎮意見，導致矛盾加劇，更加上之前津輕家曾經阻擋澤為量和大山鋼良等人入境，免不了與新政府軍心生芥蒂，所以在奧羽戰爭當中，弘前藩都急於立功以洗刷嫌疑。譬如新政府軍指示各藩圍攻盛岡，弘前被指派從野邊地進攻，而野邊地只是無關重要的地方，並不影響戰局，可就在盛岡宣布投降之後三天（九月二十二日），弘前軍向駐守野邊地的盛岡軍發動夜襲，儘管盛岡軍沒有防備，卻仍擊退了弘前夜襲部隊，造成弘前軍二十九人戰死。偷雞不著蝕把米。事後新政府責問弘前為何偷襲已經投降的盛岡，弘前只好辯說當時並不知道盛岡已降。
奧羽平定之後，新政府軍的敵人只剩下盤踞在北海道的蝦夷共和國，與蝦夷隔海相望的弘前自然而然成為新政府軍前線基地。由於弘前在奧羽戰爭中未立寸功，所以為表忠誠，弘前自願負擔新政府軍屯駐境內的所有費用，並自薦出任征伐蝦夷共和國的先鋒。被派往前線作戰及屯駐在弘前的新政府軍共有一萬數千人，弘前藩為此支出共四十九萬餘兩，對身處「白河以北一山百文」的弘前藩（表高十萬石）來說是極大的負擔。所幸在蝦夷矢不來攻防戰，弘前藩兵立了戰功，雖損失了小隊司令官高杉左膳，但換來新政府軍另眼相看，總算是吐氣揚眉。
儘管如此，津輕家仍是得不償失，奧羽及箱館戰爭期間的龐大支出壓垮了弘前藩。箱館戰爭的同年實行版籍奉還政策，藩主津輕承昭轉任知藩事，而藩中重臣雖然榮列士族，卻則陸續失去職位，投閒致散，他們本身沒有領地，俸祿一律由藩政府支給，一旦失業便即斷炊。為了養活數量龐大的家臣團，家老西館孤清想出了拿地主豪農開刀的主意。他的提案是，限制領內地主保有最多十町步土地，超出十町步者則由藩政府以每一反三兩的價格購下，並分配給失業士族。津輕承昭料想這種類近殘民自肥的措施會受到劇烈反對，於是連同西館孤清親自與地主見面，軟硬兼施強迫地主就範。可憐地主豪農本來只屬被統治階級，並沒有武士的高等社會地位，現在還要被迫賤賣部份家當來救濟不事生產的士族，卻敢怒不敢言。
獲得土地的士族也因為欠缺勞動和經營知識，生計仍未見改善。在西館孤清提出土地整理政策的翌年（明治四年，1871年），明治政府推行四民平等政策，廢除士農工商身份差別，並允許自由選擇職業。那些經營農田不善的士族，把手上的土地回賣給地主，跑到別的地方謀生去了，而地主失而復得，慢慢累積土地資本，最終成為大地主。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