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天愛人」英文怎麼翻譯？

眾所周知，「敬天愛人」是西鄉隆盛的座右銘。在東京上野公園那尊有名的西鄉銅像的旁邊，豎立著一塊介紹銅像由來的雲石碑，頂端便寫著「敬天愛人」四個大字。在很多地方，「敬天愛人」就如同西鄉本人一樣，獲得人們的尊敬，製成橫幅掛在當眼的地方，時刻提醒自己毋忘這做人的信條。

 

上野公園西鄉隆盛銅像 (圖片取自wondertrip.jp)

戰國七雄中最強 毛利輝元最終丟了安藝國 全因忘了毛利元就這句話

其實沒甚麼要寫，只因最近看到台灣某泣新聞一篇引人發笑的文章，就很自然想到日本戰國的情境上去。

 

既然開了頭，就加減寫一些吧。都是之前寫過的小故事。

2023年大河劇《どうする家康》

今天日本ＮＨＫ初步公布了２０２３年大河劇劇目及主角。

 

劇名暫定為「どうする家康」（暫譯：家康怎麼辦？），由古澤良太（代表作有「相棒」系列、「王牌大律師」系列、「信用詐欺師」等等）負責劇本，由人氣偶像團體「嵐」成員松本潤飾演主人公德川家康。

《約翰万次郎傳奇一生》

書名：約翰‧万次郎傳奇一生

作者：陳新炎

出版社：允晨文化

 

不經不覺，我移居台灣已經兩個月了。生活尚未有著落，娛樂不多，唯一不用花錢又符合我興趣的活動，當然就是跑圖書館啦。

 

據我不正確的觀察，台港兩地圖書館所進的書不盡相同，台灣這邊英文書似乎比香港少，相反，有些中文書是香港圖書館沒有存庫的。像今天介紹這一本，香港書店和圖書館是一本都沒有進。沒想到來到台灣之後，竟然讓我挖到寶。

《吉田松陰與近代中國》

 

書名：吉田松陰與近代中國

作者：郭連友

出版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這是一本中國人寫的關於吉田松陰的書，作者郭連友教授是中華日本哲學會副會長、中華日本學會理事、日本思想史學會會員，研究領域是日本思想史、日本文化史，以及中日思想交流史。

 

所以可以想見，郭教授這本書是以吉田松陰予中國晚清志士的影響為主軸的。

幕末的天皇

 最近在拜讀藤田覺的《幕末の天皇》。

 

這是我們研讀幕末維新史時很容易忽略的一塊。包括拙作《幕末長州》在內，敘述幕末史的華文書籍中，大多把幕府視作政治主體，然後將一連串動亂歸因於幕府的失政，相對地把維新志士與朝廷拉在一起，仿佛是維新志士替朝廷打倒幕末，將政權收回朝廷掌中。「大政奉還」、「王政復古」這兩組詞語，正是這種觀點的反映。

 

年號戰爭——以永祿、天正改元為例

 在中華文化圈的世界，年號不只用作紀年，而且是權力合法性的象徵；使用一個年號，代表著從屬於那個政權，願意接受那個政權的管治。日本在明治時代實行一世一元制以前，經常出現更改年號的情況，有時候一個天皇在位期間，會多次更換年號，僅有少數的天皇只用上一個年號。更換年號多數是因為下列情況：

 

１．天皇踐祚

２．出現天災異變，例如地震、火災、瘟疫

３．逢革命之年，即辛酉革命、甲子革令（辛酉年後的第四年）

 

除了天皇踐祚之外，以上原因看似是不可抗力，但實際的改元操作上也涉及許多人為因素，特別是戰亂時期，改元更淪為權力者的政治鬥爭工具。以下以戰國時期永祿、天正兩個年號為例子，簡單介紹這兩場充滿張力的年號戰爭。

再談穢多、非人

近日重讀網野善彥教授寫的《重新解讀日本歷史》（聯經出版），書中第三章專門談論穢多、非人這些受歧視的群體，有些想法想要記錄下來。

 

網野善彥開宗明義提出，南北朝前後的十四、十五世紀，是日本社會大變革期，許多現代社會的觀念都是從這個變革期產生的，以前的社會跟我們所想像的截然不同（想起內藤湖南說應仁之亂以前的日本史都是外國史）。

Netflix短劇：東京裁判

最近在NETFLIX看了《東京裁判》(Tokyo Trial)，這是2016年由日本NHK和NETFLIX合作的四集短劇，網上已有不少評論。我只有趁著疫情宅得發慌才有時間翻看。

再談福澤諭吉

福澤諭吉之所以受日本人敬愛，是因為他向尚未接觸國際社會的日本人介紹西洋文明。他在幕末時曾隨幕府前往美國，回來日本便寫了一本《西洋事情》，不計蘭學的話，他可說是最早一批向日本人展示西洋文化的人。他不把這些知識當做是很珍貴的秘笈，反而很積極推廣，希望啟迪日本人的見聞和智慧。當時新舊時代交替，日本尚在萌芽發展階段，而西方列強對東亞虎視眈眈，福澤便透過《西洋事情》和稍後的《勸學篇》來激勵日本人勤奮自學，只要每個人都努力學習，便可有獨立的人格，進而使日本有獨立的國格，與世界列強為伍。這既是他身為下級藩士受盡白眼的經驗，也是當時日本面對國際社會的處境。

 

《勸學篇》第一句「天不生人上之人，亦不生人下之人」，看似是說人無貴賤之分，人人生而平等，就像美國獨立宣言那句名言一樣；但對比他在甲午戰爭時稱清兵為「豚尾兵」、「惡獸」的表現，便知道不是這麼一回事。我對這一句話的解讀，是世界雖然有文明的國家也有落後的國家，但上天賦了人類的質性其實是一樣的，每個人都可以透過後天的努力成為人上人，相反若不努力改變自己，便會淪為人下人，福澤諭吉以此勸勉日本人獨立自強，使日本成為比別國優秀的國家，這正是《勸學篇》的主旨。

 

他對於落後的人是很歧視的，絕不是平等主義者。就像當時已流行的祟洋風潮，福澤也不能免俗，相信人種有優劣之分，支持「人種改良論」，認為日本人應該模仿家蓄品種改良，挑選優秀父母（指文明的歐美人）誕下優秀後代。他這種思想似乎在知識界亦十分普遍，在他的《時事新報》擔任記者的高橋義雄撰寫了《日本人種改良論》，提倡與西方人雜婚，便是基於此一優勝劣敗的思想。後來福澤諭吉的《脫亞論》也是由此而來，因為失敗的朝鮮人和中國人都是東亞劣等民族，他不屑與落後的東亞為伍（脫亞不等於入歐，這一點需要注意）。

 

要知道，福澤的《西洋事情》、《勸學篇》抑或《脫亞論》，對象都是日本人。他絕不是要把他的思想推廣到全世界成為普世價值。相反，我們更要留意當時世界的思潮。當時是民族主義和達爾文主義流行的年代，是帝國侵略、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年代，不是自由、平等、博愛的年代。我們看福澤的作品，了解他的人品，不能撇開時代脈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