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談穢多、非人

近日重讀網野善彥教授寫的《重新解讀日本歷史》（聯經出版），書中第三章專門談論穢多、非人這些受歧視的群體，有些想法想要記錄下來。

 

網野善彥開宗明義提出，南北朝前後的十四、十五世紀，是日本社會大變革期，許多現代社會的觀念都是從這個變革期產生的，以前的社會跟我們所想像的截然不同（想起內藤湖南說應仁之亂以前的日本史都是外國史）。

 

包括這一篇要講的穢多、非人，或其他負責骯髒工作的人，其實在中世以前並不受到歧視，也不是我們所認知的處在社會最低層。那時候並沒有「士農工商」這樣明確的社會區分，但是有神佛屬民的概念。由於兇穢概念很流行，很忌殺生，所以處理罪犯、屍體等邪惡、血污的東西由專門的技工來處理，而且只能在野外的露天地方處理，因為有人居住的地方屬於「人的領界」，野外則是「被人捨棄的領界」，變成「神的領界」（遺落在野外的物件，也變成神的物件，不能隨意移動），所以這樣沾染血污的技工，是替神佛工作，是神佛的屬民，稱為「神人」。既然是神佛的屬民，自然跟寺社有緊密的關係。

 

僧侶是古代的知識份子階級，他們在各地的寺院，都是當地的文娛和經濟中心，商工業者（自行生產和兜售）在某些日子聚集在寺院前進行交易，或有遊女招客，或有藝人賣藝，這些都是廣義上的非人，應該也跟當地寺院有深厚關係。他們甚至有自己的組織，互相照顧。

 

在所謂大變革期以前的社會，國家雖然有鑄錢幣，但在國內仍然流行以米和絹作為交易媒介，這是因為百姓普遍把錢幣埋藏起來，把它視作神明之物（被人捨棄的東西就變成神的東西，這一點值得注意），當作鎮邪之用，不能隨心所欲地花費。商工業者（後來才發展成純粹的商人）透過交易積蓄大量財富，在當時的人看來是一種虔誠的行為，是一種美德，因此又被稱為有德者，但他們也是非人。

 

前段提到被人捨棄的東西就會變成神的東西，仿佛說國土上所有東西（包括土地本身）都只有人與神的分別。到底是人不要的東西變成神的東西，還是神不要的東西才是人的東西？按照作者的說法，除了皇室貴族、僧侶和農民之外，好像剩下的都是非人（神人）。生產者當中只有農民被當作是人，只有貴族的治所，以及農民居住和耕作的地方才是「人的領界」，除此之外都是「神的領界」？根據日本立國的神話傳說，整個日本都是「神的領界」，毋寧說是農民佔用了「神的領界」，經政府的許可，把他們所居住和耕作的土地，從「神的領界」變為「人的領界」吧？人與非人的區別，不是我們所想的良民與賤民的分別，恐怕應該是人與神明的分別才對。

 

相比起學術性質濃厚的舊佛教，鎌倉新佛教（淨土、日蓮、時宗等等）展現出為人民服務的一面。他們走出象牙塔，迥向大眾，建設社會，救贖眾生。書中引用《一遍聖繪》說明僧侶為非人講道，很受愛戴。事實上，新佛教也受貴族和政治勢力青睞，寺院獲捐獻土地，或受委託管理莊園，替莊園主徵收稅項。當然不是由僧侶親自去村落收稅，這些粗重工夫由寺院僱用的浪人或惡黨負責。用今天的話來說，寺院代表白道，惡黨代表黑道，而兩者竟然是明目張膽的僱傭關係。各位如果有讀過吳座勇一的《應仁之亂》，就會知道這些非僧籍的惡黨勢力有多龐大，他們是寺院武力的主要構成人員，也是廣義上的非人。楠木正成是有名的惡黨，如此推算的話，他也是非人？

 

綜合書中所述，非人應該是令人敬畏的群體，而在十四、十五世紀大變革期開始逐漸受人輕視、歧視。網野善彥並沒有說明原因，因為這是學界仍在探討的問題，很難下定論。我斗膽猜測是這些原因：

 

１‧社會觀念的演變

武士政權時代殺伐風氣熾盛，人們接觸血污的機會增多，逐漸改變對兇穢的看法；而貨幣的流通，亦改變人們使用貨幣的習慣，貨幣從儲藏和鎮邪的宗教功能轉變為消費的商業功能，對於非人也就褪去了迷信的色彩。

 

２‧寺院走向世俗化

室町時代是地方勢力接踵崛起的時代，也是寺院走向世俗化的時代。鎌倉新佛教在全國各地吸納信眾，擴大地盤，成為地方勢力的籠絡對象，佛教勢力彼此間也會為了爭奪利益而械鬥，甚至似本願寺那樣動員民眾與地方勢力對抗。透過接觸，人們漸漸理解寺院和非人的真面目。宗教勢力和惡黨與政府對抗，因此招來政府勢力打壓，經過戰國時期的整頓，寺院和非人的社會地一落千丈。

 

３‧農本主義的提唱

在江戶中期商品經濟發達以前，政府和人民依靠耕作土地維生，農民雖然不是統治階級，卻是最主要的生產者，支撐著全國人民生活所需。戰國末期到江戶時代伊始，隨著石高制的普及，依人為計算的土地生產量來評稅，只要農地面積不變，農民便只須向領主繳納固定的租稅，只要農民勤力耕作，便能擁有更多的剩餘，改善自己的生活，這便是勤勉革命的由來。世間百業，以農為先，辛勤工作的農民受到尊敬，相對來說，穢多、非人只能操著厭惡性工作，文明程度較高的士農工商階級不屑與之為伍。由於平民獲罪會被褫奪身份，先天身體殘障者則會被視為神罰而遭摒棄，這些人只能以非人的身份生活下去，久而久之便形成墮落的形象，不被世人接受。

 

在《續‧重新解讀日本歷史》中，網野善彥舉出被視為十五世紀後半的職人歌合（三十二番職人歌合）做例子，該史料中農人與庭掃（御庭者，建造和整理庭園的河原者）被配成一對，表示農民在當時也淪為受歧視的一群。據網野善彥理解，南北朝乃至足利義滿時代，日本社會出現了重農主義遭受重商主義挑戰的局面，農民反而被視為職人（手工業者）的一種，在世間的評價反不及商人和工人。網野善彥解釋，這可能是自古以來人們認為改變大自然的狀態是一種污穢的緣故。

 

換言之，農民真正備受尊敬，和商工業者遭受輕視，應是從戰國或江戶時代才開始的事。據作者所說，以農為尊的形象是學術界刻意營造的。歷來的社會研究，多數聚焦在農民身上，這是因為日本自古以來的租稅收入是以水田（稻米）為標準，農民是國家最主要的生產者，他們的生活也因此成為研究對象；反過來說，其他職業從來不受關注，因為他們不以土地維生，所以一直給人貧窮低賤的錯覺。關於其他職業的生態的史料本來不多，也因為學界不太重視，才造成我們對古代社會的誤會愈來愈深。

 

儘管穢多、非人飽受歧視，但他們自有一片天地。他們有家傳的技能，例如殯葬、漁獵、皮革、鍛冶、捕快等等行業，不管生活在城市或是鄉村的百姓，總離不開這些需要，使他們得以生存下去。他們建立自己的區域性組織，將穢多、非人置於自己的支配之下，為社會提供不同的服務，就經濟層面而言，他們不一定就是弱勢社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