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國家神道初嘗試——曇花一現的「大教宣布運動」

三大教憲（飛驒護國神社藏）

明治政府成立初期，曾出現「大教宣布運動」。那是官方推行的運動，旨在建立一個跨宗教跨派別的意識實體，藉著向全國人民傳道，把國民凝聚在國家體制內。

那時候尚未有「神道」這個詞語，自然也沒有「國家神道」的概念，雖然有數以萬計的大小神社分布全國，但東西南北民情迴異，各地祭祀的對象和儀禮也是各適其式，莫衷一是。沒有人說得出神道是什麼，就算是在神社工作的神職人員自己也不知道，百姓只管如常舉行春秋二祭，祭拜祖先神，偶爾會來一趟遠行，參拜伊勢神宮，但除此之外，民眾不曉得在日常祭拜之上還有什麼教條理論，能使它昇華為「神道」。

 

神道是否能稱得上宗教，從明治時代起便是各家爭論的題目。要說它是宗教，它雖有信仰的對象，卻沒有道德教條，內容十分空洞。在江戶時代神社依附於佛教，並沒有哲學上的發展，而佛教到了江戶時代中晚期亦見腐朽，僅剩餘社會功能；新政府想要凝聚人心，把全國人民置於天皇（政府）的管治下，竟想到利用空洞且雜亂無章的「神道」作為精神上的武器，而填補神道空泛內容的角色，便是江戶中期崛起的國學，特別是流行於幕末、信奉復古神道的平田派國學，它肩負著宣揚國家神道的角色。自明治政府成立伊始，神道和國學的界線逐漸模糊，大可以「國家神道」混合稱呼。

 

明治政府在成立之際，隨即頒布「神佛分離令」，同時設置神祗事務科（後改編為神祗事務局），在政府七大部門中位居首要，顯示維新志士之推翻幕府，多少懷抱著扶持神道、改造社會的構想，並且認為神道有助於建立和維持一個現代國家，這可歸因於部份志士就學時受到國學的影響，以及國學者本身積極參與倒幕運動的緣故。神祗官原是律令制時代的官制，明治政府標榜王政復古，於是順理成章復活了神祗官制，實行祭政一致。神祗官主要負責皇室和國家祭祀，並管理全國各大小神社及神職人員，由此大量國學者及神職人員得以進入官場，例如大國隆正、玉松操、福羽美靜等人，他們由一介學者，搖身一變成為官僚，參與國政，改造國家。

 

明治政府透過將全國大小神社按規模分類、廢除吉田、白河兩家數百年來壟斷皇室祭祀的特權，並把代表皇室的伊勢神宮置於全國神社的頂端，建構全國一致以天皇及伊勢神宮為首的神社體系。僅是如此並不足夠，政府在神祗官底下，設置大教院和宣教使，擬定教義，訂立考核制度，期待透過合資格的神職人員宣揚國家神道的理念。

 

所謂理念，即是三大教憲：「敬諸神、愛國家」；「通天理、知人道」；「崇敬天皇、服從朝廷旨意」。政府巧妙地將敬諸神的個人信仰，與服從國家和天皇的政治倫理結合在一起，強迫全國民眾忠君愛國，無異於實行道德綁架，對日本以至全世界的歷史走向產生極重大的影響。

 

明治三年（１８７０年）一月三日，政府頒布了「大教宣布」詔書，將國教運動推向高峰。一方面，除神社以外的宗教團體都受到迫害，全國各地陸續出現廢佛毀釋等破壞行為，另一方面，動員神官、僧侶、說唱藝者等宗教與非宗教界別人士，用各自的方式向百姓宣揚教義。許多佛教僧侶以及原生大眾宗教（如黑住教、金光教）為免遭受迫害，都紛紛「變節」投身神道界，自甘為國家神道的宣揚機器，以爭取自己的生存空間。

 

然而大教宣布運動有幾個破綻，導政運動失敗告終。

 

第一，國家對神社的財政支援，觸不到地方鄉村神社。地方鄉村的神社維持生計，主要是靠當地信眾捐助，他們的行事自然傾向信眾的口味；而當時民眾雖然識字率高，但一般人並沒有足夠的知識基礎以理解國家大教的高深大義，即使學識豐富的神官和僧侶亦說不出所以然來，他們只好按照自己的習慣和理解來向民眾解釋，難免與官方的版本有所出入。又因神官向來只管祭典，突然要他們宣揚教義，未免格格不入，因而鬧出許多笑話，淪為社會笑柄。

 

第二，按當時某神官的記錄，國家推行大教宣布運動，原意是統整國內所有宗派，結合成一個超宗教團體，以對抗西方的基督教。然而，日本要解決幕末以來的不平等條約的問題，需要與歐美各條約國談判，不得不屈服於西方開出的宗教自由的條件。國學者和神職人員立場普遍保守，抗拒西化，未能理解政府屈節迎合歐美的意義，於是雙方漸行漸遠。玉松操原是岩倉具視推心置腹的國學者，曾參與設計錦御旗樣式，間接協助新政府軍奪取政權，但他在維新後與見識過西方先進文明的岩倉具視意見相左，憤而離職歸隱，即為一例。

 

第三，神道內部發生了路線之爭。大國隆正是著名國學者平田篤胤徒弟，其國學自成一家，培育出玉松操、福羽美靜等活躍於維新運動的門人。然而平田派與大國派在神道的本質問題上存在重大分歧：平田派認為神道只管祭祀儀典就好，大國派則認為神官需承擔向大眾宣揚教義的責任。明治十三年（１８８０年）發生在伊勢神宮和出雲大社之間的祭神論爭，更使國內神道界出現大分裂，全國神社被迫歸邊，神官不得不思考自己的社會角色和存在意義。祭神論爭涉及教義和引伸出來的神道領導權的問題，天皇雖然介入調停，卻未能對問題一錘定音，地方上的神官對於教義紛歧無所適從，他們本來就不富有哲理，此時寧願放棄教義，回歸祭典老本行，如此一來意味著主張神道肩負傳教責任的大國派徹底失敗，許多大國派官員棄職。最致命的是，天皇為了平息紛爭，宣布高級的神官不得兼任傳教士，禁止他們主持葬禮。這些神官既對教義抱持懷疑態度，如今又被禁止主辦葬禮——這是神官主要的工作，等於無法執行職務，神社僅餘軀殼，得不到民眾支持，趨於瓦解，當中部份神官決定離開國家傳教士行列，自立門戶，更重挫國家大教運動的聲勢。

 

明治政府一方面導入西方先進文明，卻又依靠保守的神道來凝聚國內人心，這樣矛盾和草率的做法，註定了大教運動的失敗。明治政府一度失去對神道的熱情，直到教育敕語制訂、靖國神社出現以及對外戰爭勃發，成功使新一代日本國民從小就（被迫）接受愛國洗腦教育，並為為國捐軀感到光榮，政府所推行的國家神道，在這些小童長大後的二十世紀前半才真正的開花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