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2月17日 星期六

福澤諭吉的忠誠觀

印有福澤諭吉肖像的萬圓鈔票

提到福澤諭吉這個人,很多人首先會想到他「日本文明之父」、「日本近代教育之父」的雅號,想到他開設的慶應義塾,想到他的《文明論概略》和《勸學篇》,然後就是日圓鈔票上的大頭照,仿佛這些就是福澤諭吉的全部。但是對他的認識如果只停留在這方面,即使讀透《福翁自傳》、《文明論概略》和《勸學篇》,也未能閱讀他的真實一面。

因為我們缺乏了解其人的渠道,即是中文版書籍。


大陸那邊近年翻譯了安川壽之輔的《福澤諭吉的戰爭論與天皇論》,書中對於福澤諭吉的為人是抱持著批判態度的。例如福澤諭吉時常在他主辦的報刊中,蔑稱清國和朝鮮人為「惡獸」、「豚尾兵」、「無恥之輩」,把日中戰爭稱為「文野之戰」(文明與野蠻的交戰)。在我們的印象中福澤諭吉提倡西方現代文明,宣揚平等獨立,脫亞入歐,原來自己升級了,不去幫助友好近鄰,反而把他們貶得一文不值。難道這就是平等和文明的思想嗎?

在《瘦我慢》一文裡面,他論述人以群分,世界各國林立,作為小國的日本應該如何自處,後半部份直接對勝海舟和榎本武揚這兩位舊幕臣開火。福澤諭吉認為,勝海舟和榎本武揚,一個無血開城,一個及早投降,對明治政府的貢獻很大,功勞不可抹殺,但是他們在明治政府擔任高職,享受功名利祿,就值得批評。在福澤諭吉眼中,勝海舟受德川厚重,卻不為德川打過一仗,就這樣輕易將江戶城雙手奉送,至於榎本武揚,雖然在北海道負隅頑抗,但也應該戰鬥至最後一兵一卒,就算最後還是投降,也算對得起德川家。現在勝海舟和榎本武揚在新政府擔任要職,有何顏面面對一同出生入死的戰友?福澤諭吉認為,他們二人的行為雖然贏得和平,但有損日本引以自豪的士風,若果讓這種風氣流傳後世,就沒有人願意為國家奉獻和犧牲了;他們二人就算苟存世上,也不應該再擔任要職,至少隱居起來不再過問世事。

這一篇《瘦我慢》,福澤諭吉不是投在報刊,而是直接寄給他的批評對象勝海舟和榎本武揚。福澤諭吉給二人的書信中,言辭十分客氣,但內容尖酸刻薄,在旁人看來極具挑釁味道。

在《丁丑公論》一文,他又為西鄉隆盛平反。當時正值西南戰爭爆發,各地報章對於西鄉隆盛口誅筆伐,貶低西鄉隆盛的人格,言辭極盡粗鄙偏頗,福澤諭吉認為這些報章的記者和編輯有政府撐腰,可以肆無忌憚的攻擊,對此感到可厭。福澤諭吉認為,人有公私兩面,公者為大義名份,為國家盡忠,私者為個人道德品行,每個人都是國家的成員,國家便是個人道德品行的集合體;但是公私不能混同,也不能因為破棄大義名份而評判一個人毫無道德。他又舉例,指昔日脫藩浪士,被世人譏為低賤之人,可正是這些脫藩浪士,幹下了維新大業,在明治新時代享負盛名。西鄉隆盛今日被打成賊軍,被評為文明之賊,只不過是報業者的誅心之論,現在福澤諭吉為他平反,認為西鄉隆盛與政府意見相左,並無損他個人品德和名聲,他的品行,與政府中人並無二致。

這兩篇文章,我們看到福澤諭吉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他批評為人臣者(勝海舟和榎本武揚)不為主家謀利,另一方面,他對推翻幕府的人(西鄉隆盛)推崇備至。福澤諭吉認為西鄉隆盛為推倒封建制度貢獻極大(福澤自己出身於下級藩士,青年時飽受上士白眼,對封建制度之惡有深刻感受),廢藩置縣後也沒有為舊主島津久光爭取一個位置,是對國家大義的表現,可是勝海舟和榎本武揚呢?他們投降官軍,減少傷亡,為何就不能算作對國家的大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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