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歷史書籍，都以嘉永六年（１８５３年）培里艦隊來航作為幕末的起點。我們都不會懷疑這個定義，因為習慣了幕府的角度去論述歷史。但歷史是不是只能從單一角度的論述呢？當然不是。
首先，「幕末」這個詞語當然是指德川幕府的末期。德川幕府是歷史上存在的政權，那麼不管從哪個視角去論述，「德川幕府的末期」這個概念依然存在的。
那麼就以這個前提，我嘗試分享一下我的意見。
那就是從朝廷史觀的角度，去看「幕末」的起點。我認為可以將「幕末」的起點推前到光格天皇時代。
光格天皇是培里艦隊來航時在位的孝明天皇的祖父，在位時期在安永九年（１７８０年）至文化十四年（１８１７年）讓位為止。他出身天皇旁系閑院宮家系統，他的父親和祖父都是親王，但地位不高，本來沒有繼承皇位的資格。後桃園天皇生前只得一位女兒，女兒才剛出生沒多久就駕崩，皇位只能從親王挑選，但當時天皇近親之中沒有適合繼任的皇族，只得從親王家挑選，而公家偏偏希望新帝是以先帝女婿的身份登基，所以候選範圍又再收窄。出身閑院宮家的美仁親王因為已婚而喪失資格，剩下來便由美仁親王的弟弟師仁親王繼位，他便是光格天皇，即位時才九歲。
光格天皇在歷史評價十分正面，他性格溫和敦厚，好學不倦，多才多藝。在政治上，他敢於向強勢的德川幕府發聲，被視為恢復朝廷威權的先驅。
回溯到德川家康晚年，江戶開府後，他的團隊制定了禁中並公家諸法度，嚴格限制天皇和公家的日常行為。德川幕府二百多年以來，天皇和公家淪為政治裝飾品，仰幕府鼻息做人。但是光格天皇在位前後，朝廷開始有所反撲，朝廷與幕府偶爾發生磨擦。
十八世紀末葉，日本社會經濟狀況開始走下坡，天災和飢饉時有發生。最嚴重的飢饉發生在天明年間（１７８１—１７８９），當時連年歉收，餓死者數以萬計，尤以東北地區最為嚴重。在京都，每天都有數萬民眾湧向皇宮向天皇參拜，這個「熱鬧」的景況傳揚開去，更吸引到周邊地區的百姓上京參拜。光格天皇當時仍是個血氣方剛的青年，見到民眾的慘況很想幫忙，但礙於幕府的規定，朝廷不得擅自行動，而且朝廷就算想幫，也沒有那麼多的資源，於是光格天皇提議幕府賑濟災民。這是天皇向幕府發聲的先例。
我們看幕末歷史書籍，說井伊直弼沒有朝廷敕印擅自答應開港、孝明天皇向幕府質問攘夷期限等等，認為朝廷開始操持國事，逐漸得勢，我們很容易誤會在黑船來航之前，朝廷就像深居山中的世外高人一樣，不食人間煙火，國事與他們無關，但其實朝廷與幕府的較勁很早就開始，朝廷向幕府發聲的先例早在光格天皇已經出現。
第二件事是尊號問題。正如上面所說，光格天皇系出閑院宮家，地位不及伏見宮、有栖川宮和桂宮所謂「三宮」家。光格天皇未即位前，本來就預算被送到寺門去當和尚。寬政三年（１７９１年），光格天皇希望給予未當過天皇的父親典仁親王一個太上天皇的名號，以表孝心。但這個請求，被幕府老中松平定信退回了，光格天皇於是召集公卿討論，即場表決，結果大部份公卿都贊成，強行給典仁親王加封太上天皇的尊號。前關白鷹司輔平（光格天皇的叔父）擔心朝幕關係破裂，便把事情經過告訴松平定信。松平定信認為朝廷違反先祖定下的禁中諸法度，便要求光格天皇處分涉事公卿。事件不只發生在朝幕之間，全國各地也有支持朝廷人士積極活動，包括九州的勤皇志士高山彥九郎，他因到處宣揚勤皇論而在此時被幕府算帳，後來在友人家中自刃。有感事態愈演愈烈，光格天皇便聽從鷹司輔平的諫言，處分了幾位主張追封的公卿，而幕府亦答允加贈典仁親王一千石，作為給予尊號的代替方案。擾攘多時的尊號事件就此落幕。
不過勤皇的種子已經撒下了。就像高山彥九郎，他周遊各地，廣結人緣，他的尊皇思想影響後世。他的戒名「松陰以白居士」，剛好與長州的勤皇學者吉田松陰的名號相同，不知道吉田松陰是不是受他影響呢？
尊號事件同時也掀起學術界的鬥爭。這次尊號事件的來由在於為不在人世的親王追封皇號，松平定信認為這是戰爭時期（指承久之亂和南北朝之亂）才有的特例，以現在太平盛世不應該提出這種建議為由拒絕了天皇的申請。其實追封典仁親王其實並不會為幕府造成損失，但當時將軍德川家齊也希望為父親一橋治濟給予大御所待遇，而松平定信不希望一橋治濟權力過大而拒絕，可是做人不能雙重標準，所以連光格天皇的請求也同樣拒絕。當時松平定信正致力鞏固幕藩體制，所用的是朱子學那套忠君思想，而高山彥九郎的活動引起幕府戒心，幕府不希望這次尊號事件引起各地藩鎮的反感而倒向朝廷一方，於是便決心用行政手段打壓與朱子學唱反調的陽明學等學說。
結果松平定信因為施政不得人心，也因為得罪了德川家齊而被迫下台。
經歷這兩宗事件，勤皇思想已經在深植全國各地，等待著水份的滋養而萌牙，而這個水份，便是培里艦隊的來航。換句話說，培里艦隊來航只是「勤皇」這棵植物生長的其中一個環節而已。我們應該把目光放在更早的階段，即是播種的時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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