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戶時代農工商是生產階級，供養著享有特權的士族階級。明治初年政府先後實行版籍奉還和廢藩置縣，取消了士族特權，准許百姓擁有苗字，並且可以自由選擇職業，從此士農工商的身份藩籬盡除。取消特權及職業限制，讓百姓盡展所長，適材適所，提高生產力，看似是順應時代趨勢的事。儘管事實證明，過往不事生產的士族，除了部份成為政府官僚和軍隊之外，能夠自力更生的人並不多。
社會狀況固然不是一夕改變，明治政府的政策也決不是立竿見影。不管是新近掌握政權的統治階層，還是底下的被統治階層，在維新變革之際都是處於適應期和摸索期。
政權交替之初，明治新政府便要面臨江戶人口流失的問題。大政奉還乃至幕府的倒台，讓幕臣、大名及他們的家臣隨從，全部失去立足之地，除去歸順新政府的部份人外，不願歸順或尚未決定立場的人們紛紛撤離江戶回到領地，使號稱百萬大都會的江戶人口一下子流失了接近百分之四十，剩下六七十萬人。「幕府土崩瓦解，江戶四方四里之內，拜領居住之大小宅邸悉數上納。（幕臣）頓成浪人，或從商，或歸農，為生計故，變賣傳世財實換取金錢‥（中略）‥乃至書畫、骨董、武器馬具、庭園內的石燈籠、植木缽、山石海岩之類，能賣則賣。賣的人很多，買的人卻很少，於是賣價愈來愈低，最後只得含淚賤價賣出。」（小澤圭次郎《明治庭園記》）
消費人口劇減，町人生計受損，整體經濟陷入低谷。江戶約有七成土地面積是武家用地，分佈於江戶城的南、西、北，佔地寬廣的大名屋敷和倉庫大量空置，使得市內一時間產生許多荒地。明治初年山川菊榮所著《おんな二代の記》描寫道：「登上愛宕山，海天一色，遠處房總半島群山環海的景色與往昔無異‥（中略）‥不同的是，從前放眼所望盡是房屋，櫛比鄰次，人無立錐之地，現在唯有一片荒蕪，野草叢生」。空屋被沒收、佔據、拆毀，土地荒廢，野狗流連，排泄物的惡臭引發衛生問題，宛如死城。以勝利者姿態從西邊而來的明治天皇、京都公卿和倒幕大名，他們眼前的都市就是這般光景。
另一方面，處於城內大名小路（現在東京站一帶，幕府時代有曲輪包圍，是親幕大名宅邸所在地）以及城外濱町（現在日本橋濱町）等精華地段由從京都遷來的高級公卿和倒幕藩閥優先瓜分外，次善的地段也都成為搶手貨。不只倒幕大名去搶、新興官僚和町人也去搶，沒法離開的舊幕臣也得想方設法保住自己的家產。土地交投因而變得相當活絡。偏遠的土地則乏人問津，淪為荒地，竹後來成為政府推獎桑、茶產業的種植場。可想而知，明治初年江戶（東京）市區的居住面積比幕府時代大幅萎縮。
維新前後，江戶治安極為混亂。幕末時代的江戶是草莽志士活躍之地，他們恃勢橫行，甚至白日行劫，視法紀於無物，現在政權交替，又產出一批無業遊民和反政府遺臣。他們有些人本來脫離了藩籍，有些則根本無家可歸，他們不得不留在江戶，終日偷竊搶掠，或尋隙進行反政府活動。新政府亟欲取締這些浪人，而不法浪人自然不會束手就擒，他們趁著人口劇烈流動以及土地交易頻繁的空隙，潛藏於其中，躲避政府的追捕。
針對這一點，新政府在明治初年推行「改正戶籍」政策，期望透過登記戶口和居住地，掌握每個居民的身份，藉此令不法浪人無所遁形。然而事實卻不是那一回事。
明治二年（1869年）五月十七日，新政府在京都推行戶籍法，按士族、卒族、神官、町人等身份職業進行分類；江戶依樣畫葫蘆，以此為藍本普查人口。此外，又推行「新開町開發」，把武家用地改變為町人用地。
江戶號稱有八百八町，町的實際數目則有一千六百以上；德川幕府時代只有南北兩名町奉行，整個行政機關只有不到二千人，單憑二千人固然無法管理百萬江戶人，所以傳統上發展出一套町人自治系統，把日常區域行政權力下放每個町的名主（類似里長），作為行政架構的末端。每個名主都是該地區上有財力有名望的町人領袖，獲町奉行委任，負責他那個社區內的行政工作，包括戶口管理、維持治安等等，並有義務組織町人執行城市的公益工作。
當時的町區表面上以地域劃分（四周被道路包圍即謂「町」），實際上是同身份職業者聚居在同一個町，各町有各自的自治組織，共同構成都市管治架構的末端，承擔各種社會義務。從江戶開府便即維持這樣的社會生態，直到維新。
若武家用地原封不動，有效限制人口流動，就不致產生混亂。然而，武家用地開放交易，破壞了這樣的生態。不管是承租抑或侵佔，原主人的去向難以徹查，混迹其中的浪人亦難以核實身份——需知道當時並沒有個人證照，要偽造身份不難；町人亦趁機搶地，各行各業的人散居在整個東京，町人用地和武家用地的界限率先消除，使區域劃分不再以同業聚居為依據，即使政府意圖仿傚京都模式，按身份職業分類以便實施人口普查，卻被自己的政策一手破壞。
明治政府無力解決這一社會亂象，適逢這個時候，橫井小楠、大村益次郎、廣澤真臣等核心人物先後被暗殺、島津久光等大名拒絕上京，表達不合作態度，加上各地出現農民暴動，政府內外都瀰漫著不穩的氣氛，這座大廈搖搖欲墜，眼看快要倒塌。
當務之急，就是讓天子腳下的東京社會重回正軌。政府的對策，就是取消町人自治的組織，而讓政府官僚行使以往町人名主的民政權利。當個人不再依附於町人組織，他的身份算是解放了，士農工商所謂四民制度也蕩然無存。
明治四年 (1871年) 七月十二日——落實廢藩置縣的前兩天，東京府向明治政府上呈了建議書：
「今般委命編纂戶籍之事，下至士族卒族，依法由（戶籍區）區長按土地、人員、戶數加以排查。若此，則成「一民二官」之態，極為不妥‥（中略）‥故舊來之官僚系統有害無益，應一併廢除。」（《明治四年政府建白伺願錄》）
「一民二官」便是指町人名主以及政府官僚同時實行管理的混亂狀態。所謂廢除舊來之官僚系統，便是要實行一元化管理的意思。
不久，明治政府便宣布廢藩置縣，並公布多項政策，包括廢除賤民等級與盲人集團、取消武家用地與町人用地的差別對待等等，大幅改革行政制度。所謂四民平等的社會進步政策，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誕生，說穿了其實是明治政府糾正錯誤的急就章措施而已。但反過來說，明治政府最終能度過危機，全賴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等廟堂高官東奔西走，力挽狂瀾，確實功不可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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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江戶到東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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