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澤正志齋
佐藤信淵的名字，經近年來多本華文書籍的著墨，愈來愈為人所知，他大半生主張對外用兵，宣揚國威。首當其衝的便是日本的近鄰中國，佔領中國後，再向南洋進兵，在佔領地實行神道教化，使全世界人民共同淋浴於天皇的聖光之下。他的思想獨樹一幟，突破時人的思考界限，比起明治以降的海外擴張，還超前了大半個世紀。大正昭和時期著名右翼思想家大川周明在其《大東亞秩序建設》第一篇就寫道：「如果我寫日本近代史，我將首先從敘述佐藤信淵的思想開始。因為在這位偉大學者的靈魂中已經孕育了新日本非常具體的姿態。」可見佐藤信淵開啟了後人思想領域的大門，對明治以後的新日本影響極巨。
但鮮為人知的是，這位主張積極擴張的思想家，在晚年其想法經歷了根本上的轉變。
促使他改變想法的關鍵是發生在中國的鴉片戰爭。莫卧兒（印度）與滿清先後遭受英國的蹂躪，使他認識到西方與東方的實力差距，養尊處優已久的日本必須充實武備以強，方能抵抗西方的侵略。他在八十歲的時候（嘉永二年，１８４９年）寫下《存華挫狄論》，不再主張侵略中國，而是「保存」中國，日中兩國合力對抗西方。他在世期間尚未發生第二次鴉片戰爭，西方列強還沒展開瓜分中國的競爭，但佐藤信淵已洞見日中兩國共同面對的危機，向國民發出警世箴言。他在《存華挫狄論》所表達的思想，亦是後來亞細亞主義的濫觴。
同樣活躍於幕末的會澤正志齋，也經歷了思想上的轉折。
生於水戶藩並身為藩校彰考館總裁代理的會澤正志齋，在文政八年（１８２５年）曾撰寫過被志士們奉為聖典的《新論》。當時因發生英國人在常陸大津濱上陸事件，激起領內人民守衛國土意識，遂有會澤所撰的《新論》，以及幕府推出異國船打拂令的政策。書中除了提倡國防及教育等各種改革之外，還主張明正君臣倫理，以天照大神的子孫（天皇）為尊的國體統一論。簡而言之，「尊王攘夷」是會澤《新論》的思想核心，該書雖然被禁止公開刊印，但仍吸引許多青年志士爭相抄寫傳誦，連遠至長州的吉田松陰和久留米的真木和泉也都受其影響。
會澤正志齋和他的主君德川齊昭致力改革，卻因得罪藩內的保守派而遭到貶謫。
三十多年後的安政五年（１８５８年），先後發生了井伊直弼違勅調印及戊午密勅事件，後者乃朝廷繞過幕府，直接下達勅詔給水戶藩，因而被幕府要求歸還勅詔。水戶藩內就是否歸還密勅一事分裂成兩派，反對者以尊王論為根據，拒絕歸還密勅，甚至聯群結隊前往堵截還勅的藩士，結果雙方爆發衝突，有所死傷。
過去提倡尊王攘夷並受志士擁戴的會澤正志齋，這時已經七十七歲，他贊同歸還密勅，並反過來指責藩內激進反對派的做法已超過御三家家臣的本份，恐怕會招致幕府的報復；四年後的文久二年（１８６２年），八十一歲的會澤正志齋向一橋慶喜呈交《時務策》一文。文中強調「鎖國並非祖法，只是島原之亂後幕府祭出的措施」，不但不再提倡攘夷，反而極力主張開國，避免與世界各國為敵，使日本陷於危機。
這三十多年來，兩三個世代全國無數志士曾受會澤的尊王攘夷精神所感染，可現在會澤一反過往立場，站在保守一方批評尊王攘夷派，焉能不激起尊攘志士的憤慨。他們鄙視會澤、唾罵會澤，說《時務策》是耄碌愚者的作品。會澤一手教育出來的尊攘志士早如脫韁之馬，無法約束，奔向極端之地。
在尊攘運動如火如荼的文久三年（１８６３年），會澤正志齋在水戶藩自宅黯然長逝，終年八十二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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