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研究中日歷史的朋友來說，這是無可避免的問題，在我的腦袋裡也曾迴旋過千次萬次。早前在臉書專欄看到這個題目，想在這裡簡單記錄一下我的看法。
首先必須澄清的是，所謂易姓革命也不是真的革命，只是政權的交替，一個家族取代另一個家族而已，並沒有涉及國體的變換。
很多人首先都會想到，日本的天皇長時間沒有實權，所以不是爭權的對象。這不是沒有道理，我們看到南北朝兩統更迭，正是皇權高漲時期；中世幕府主政時代，爭的都是將軍之位，到將軍無力之時，轉而爭管領之位，到管領無力之時，爭的是大名之位、守護之位、守護代之位‥‥‥不過，這些是同時發生的，或者時間上有重疊，像足利將軍家，就算大權旁落在細川家，也不能走出奪權的漩渦，他們反而成為細川家爭權的棋子，因為儘管是比拳頭大的時代，但亦要顧及名份，足利雖然無權，卻是利之所在。
然而這些武家爭權行為，只屬於同家族內部的爭鬥，儘管父系和母系都有參與的資格，卻鮮有家族以外的人參與，譬如細川政元三位養子的爭亂，參賽者都是細川家人，決不會有他家的人加入。換言之，外人是不能「合法地」爭奪他家家督之位，除非——也是唯一方法——用過繼的形式，成為家族中人。
而天皇是更奇特的存在，他沒有姓氏，也不會接受皇族以外的人入嗣，即使是外戚藤原家，也決不能成為天皇。天皇地位的競爭者，只有他自己的近親，例如院政時期的治天之君——上皇或法皇。到底是甚麼時候有這種血統意識，我沒有研究過。
但是且不說這些「外人不能奪位」的不明文規定，日本又有沒有發生易姓革命的內在條件呢？
首先要搞清楚中國那種易姓革命的理據。
中國早在遠古已實行家天下制度，父死子繼，兄終弟及，形成專制主義。先秦儒家有兩種方法來制衡君主：一是放伐論，為驅逐暴君提供理據，二是內聖外王，要求君主修善人格，以仁德治天下。後來又發展成天人感應說，謂君主之上有個人格化的天，上天主宰了大自然和人事的規律，包括君主的操守，按君主的善惡而降下祥瑞或是災禍；同時新王的登基必然是受命於天。即是說，只要君主失德，上天便會降下災禍，而讓新王登基，施行仁政，則可使風調雨順。而讓新王登基的方法，說白了便是推翻政權。換言之，儒家將天候災祥都歸因於君主的個人品格，將君主的個人品格聯繫到國家興亡。推翻政權雖然是對國家不忠的行為，但若是為了拯救天下百姓，那就是名正言順了。
題外話，常常聽人說儒家強調忠君愛國，淪為強權愚民的工具，但所謂君為臣綱的主張，本來是法家提出的，是有漢以後才成為儒家的東西，而到了宋明新儒學將它變本加厲。先秦儒家原本強調的是個人的修為，強調施行王道仁政的必要，甚至孟子也說過「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些主張都是指向君主，從來不是教導無知無識的百姓如何服從君主的統治。
日本人自古以來信奉萬物有靈論，相信世間萬物都有靈魂。《古事記》和《日本書紀》中的神祗都被賦予人格，同時受儒家學說影響，引入天道的概念，把原始神話中的天照大神視為天道（後來也將天照大神格義為佛教的大日如來），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子孫，是世間萬物興衰的主宰，他的地位是無可替代的，他的品格也是無可置疑的。日本人也不會將天災異端歸咎於天皇個人的失政失德，而是將它視為含冤而死者的報復，最有名的例子是菅原道真：他死後，醍醐天皇的皇子保明親王暴斃，清涼殿受雷擊，當場劈死了幾名朝廷官員，醍醐天皇受到驚嚇沒多久就駕崩了，但時人只是視它為道真怨靈作祟，而不是怪責醍醐天皇誤信讒言，事後的補救方法也不是讓天皇引咎下台，而是修建天滿宮鎮壓怨靈，追贈道真為太政大臣。天皇從來不需要被問責，從上古的神武天皇到現代的昭和、平成天皇，沒有一個因罪下台。天皇的善惡並不會影響到國家興衰，而更多時候是底下的臣子肩負國家興衰的道德責任（後來也順便肩負了政治責任）。
再加上日本古代的「職」，是同一家族世代相傳的，家業意識非常重，甚至往往具有排他性。律令時代以前的部族社會，已有按家族分工的傳統，例如弓削氏是製作弓箭的部族，舂米氏是負責舂米的部族等等。大和政權各豪族也是世襲的，作為首長中的首長的天皇，有神話加持，自然也是世襲的。於是，耕田的人世世代代都是耕田，插花的世世代代都是插花，捕魚的世世代代都是捕魚，製作皮具的世世代代都是製作皮具。除了戰國時代，日本一直都是社會流動性極低的國家，到了江戶時代，即使社會有了規模，要轉職也不是容易的事，常有非長子過繼到別家，但有時也得看有沒有才能足夠繼承對方的家業。只有直到近代文明開化，人們才有憑意願和能力選擇職業的自由，而唯獨天皇，不管意願如何，不管能力如何，是永遠不能轉職的。
「天皇」這個概念的宗教性質大於政治性質，天皇的角色在民眾心中早已定型，於是臣下儘管敢於挑戰天皇權威，放逐天皇（例如承久之亂），卻終究不敢取代天皇；或者臣下往往擔任天皇的替死鬼，為天皇承受罪責。日本政治思想沒有發展成虛位元首的放伐論，只有針對實權者的放伐論，以至於沒有人會對天皇的品格有所要求，這也許是丸山真男所說的「無責任體制」的其中一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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