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系列筆記的題目名為「中世農村社會」，但一直沒有為中世下過定義，這樣會失去討論的共識。從政治史角度，一般認為源賴朝開創鎌倉政權是日本古代和中世的分水嶺，但從社會史角度，莊園公領制和武士階層的出現才是中世的開端。我認為這個斷代法是正確的。
上一回尾段提到地頭與守護的創設，這一回筆記會詳細探討。
一般說法認為地頭制設於１１８５年，源賴朝向朝廷成功爭取設置地頭和守護，事實上在平清盛時代便有地頭，不過詳細情況不明。地頭的意思就是在地管理人，源平交替之時，地頭只是鎌倉政權的地方工作人員，負責徵收其管轄地區的租物以備戰事。１１８５年平家滅亡後，源義經又舉兵作反，源賴朝便借著追討義經的名目，向朝廷申請在全國範圍設置地頭和守護，讓它成為定制。就政治倫理來說，地頭不再是貴族領主委任管理莊園的家臣，而是一律由將軍家臣（御家人）出任的，地頭職是鎌倉政府任命的，是鎌倉政府的「御恩」，因此地頭有義務聽從鎌倉政府，亦即「奉公」。鎌倉政府和各地武士階層的主從關係就是建立在「御恩」和「奉公」之上。
用現代的概念說，鎌倉政府就像是新成立的物業管理公司，而各地地頭便是物業管理公司派往各大廈任職的管理員。物業管理公司和管理員沒有物業的擁有權，但有管理權，負責大廈內的治安工作，並按時向住戶徵收管理費上繳管理公司。
地頭成為定制之初，並不受貴族領主和在地國司的歡迎，在他們背後有強勢的後白河法皇作為後台，但在１１９２年後白河法皇駕崩後，源賴朝就無所顧忌，大肆擴張地頭的設置範圍。三十年後的承久三年（１２２１年）鎌倉政府與朝廷爆發戰爭，鎌倉政府戰勝了朝廷軍隊，並沒收了畿內以外大量朝廷和貴族的領地（畿內莊園一向由貴族自己管理），再任命家臣出任沒收地的地頭，進一步削弱了京都的管治基礎。史學界向來稱承久之亂以後的新地頭為新補地頭，相對地，稱以前的地頭為本補地頭，蓋因兩者性質和職責都不同。尤其對新補地頭的限制比較寬鬆，例如每一段田地，新補地頭可額外徵收五升的米，而且山林海澤等收益，新補地頭可以跟莊園領主或國司對分。由於新補地頭多數是由東國人遷移到西國充任，這些優惠也許是對這些離鄉別井的新補地頭的一點賞賜。
除了地頭的設置範圍擴大，他們的職務也有所擴張。上段提到，源平交替之時鎌倉政府便有地頭職，當時地頭的主要職責是徵收租物作為兵糧，以供戰時需要，他們的轄區，多數是貴族或寺院的莊園地，這一類地頭的職權有限，但隨著局勢逐漸穩定，地頭職責也慢慢擴大至管理莊園、維持治安、收集稅項，甚至要負責築堤開渠等等土地開發工作。
而承久之亂導致朝廷失勢，貴族也不能獨善其身。這些貴族本來一邊在京都養尊處優，一邊依靠武士替自己管理遠隔地的莊園，現在朝廷失勢，莊官地頭的任命權又落在鎌倉政府手上，貴族只剩下領主的虛銜，生活所需全憑武士莊官自願輸送中央，所以貴族不得不向武士低頭。
但貴族自有另一種土地收入來源，便是來自朝廷賜予的知行國，例如周防國是東大寺名義上的造營料國，實際上的知行國，東大寺可以派家臣（稱為目付）到周防，和以大內家為首的當地國衙官員共同管理，並且在領國內徵稅。土佐國之於一條家、伊予國之於西園寺家，也是同樣道理。然而承久之亂後，鎌倉政府在京都設立六波羅機構，將勢力伸展到西國，許多國衙官員也在六波羅手下辦事。上段提到的周防大內家就是一個例子。因為多數國衙官員本來就是由地方豪族出任，他們擁有雄厚的財力，有自己的郎黨，從以前就有自立的傾向，他們自然受政權倚重，若非如此，則地方行政很難貫徹實行。
故此在莊園和公領兩套土地制度下，都有武士的滲透。莊園與公領之間一切土地糾紛，都有朝廷和鎌倉政府（或六波羅）仲裁，而後者影響力比較大，不在話下。
至於守護制度，則以鎌倉政府轄下，以分國為單位的職位。同地頭一樣，平安時代地方上便有國守護人，由當地有力豪族或國司出任，而鎌倉的守護制度便是由此而來。本來守護制度之初，就是地頭的放大版，即是以分國為單位的大地頭，它原本的名稱叫做惣追捕使，顧名思義，就是負責徵收兵糧和動員追討賊人（賊人指的是鎌倉政府的敵人，例如源義經），但守護人的權力過大，受到莊園領主和國司的強烈反彈，鎌倉政府僅保留守護的軍事指揮權，而且是戰時擔任指揮官，閒時則解任，換言之屬臨時性職位。直到建久元年（１１９１年）才正式成為常設職位，而上述的承久之亂以後，鎌倉政權的守護人任命範圍便擴展至西國。
承久之亂後十年，貞永元年（１２３２年）鎌倉政府制定御成敗式目，正式確定守護的職務，即所謂大犯三箇條——動員輪番守衛京都和鎌倉（稱為大番役）、搜索和逮捕謀反人士、搜索和逮捕血案犯人。各分國守護人由北條一族擔任，他們雖有動員地頭的權力，但是同地頭一樣都是直屬鎌倉將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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