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談福澤諭吉

福澤諭吉之所以受日本人敬愛，是因為他向尚未接觸國際社會的日本人介紹西洋文明。他在幕末時曾隨幕府前往美國，回來日本便寫了一本《西洋事情》，不計蘭學的話，他可說是最早一批向日本人展示西洋文化的人。他不把這些知識當做是很珍貴的秘笈，反而很積極推廣，希望啟迪日本人的見聞和智慧。當時新舊時代交替，日本尚在萌芽發展階段，而西方列強對東亞虎視眈眈，福澤便透過《西洋事情》和稍後的《勸學篇》來激勵日本人勤奮自學，只要每個人都努力學習，便可有獨立的人格，進而使日本有獨立的國格，與世界列強為伍。這既是他身為下級藩士受盡白眼的經驗，也是當時日本面對國際社會的處境。

 

《勸學篇》第一句「天不生人上之人，亦不生人下之人」，看似是說人無貴賤之分，人人生而平等，就像美國獨立宣言那句名言一樣；但對比他在甲午戰爭時稱清兵為「豚尾兵」、「惡獸」的表現，便知道不是這麼一回事。我對這一句話的解讀，是世界雖然有文明的國家也有落後的國家，但上天賦了人類的質性其實是一樣的，每個人都可以透過後天的努力成為人上人，相反若不努力改變自己，便會淪為人下人，福澤諭吉以此勸勉日本人獨立自強，使日本成為比別國優秀的國家，這正是《勸學篇》的主旨。

 

他對於落後的人是很歧視的，絕不是平等主義者。就像當時已流行的祟洋風潮，福澤也不能免俗，相信人種有優劣之分，支持「人種改良論」，認為日本人應該模仿家蓄品種改良，挑選優秀父母（指文明的歐美人）誕下優秀後代。他這種思想似乎在知識界亦十分普遍，在他的《時事新報》擔任記者的高橋義雄撰寫了《日本人種改良論》，提倡與西方人雜婚，便是基於此一優勝劣敗的思想。後來福澤諭吉的《脫亞論》也是由此而來，因為失敗的朝鮮人和中國人都是東亞劣等民族，他不屑與落後的東亞為伍（脫亞不等於入歐，這一點需要注意）。

 

要知道，福澤的《西洋事情》、《勸學篇》抑或《脫亞論》，對象都是日本人。他絕不是要把他的思想推廣到全世界成為普世價值。相反，我們更要留意當時世界的思潮。當時是民族主義和達爾文主義流行的年代，是帝國侵略、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年代，不是自由、平等、博愛的年代。我們看福澤的作品，了解他的人品，不能撇開時代脈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