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近代朝鮮與日本
作者：趙景達 （翻譯：李濯凡）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談到十九二十世紀帝國主義下的近代化東亞國家，第一個必然想到的便是中國，其次便是日本。一個是正在衰落的文明大國，一個是正在成長的小國，彼此互相學習和衝突，然後各領風騷一百年。
相對來說，朝鮮半島的近代化進程，甚至說整個韓國史往往被華文圈讀者忽視。筆者在十多年前，約莫大長今上演的時候，拜讀過簡江作的《韓國歷史》，那是五南圖書出版的大部頭通史書，往後就不再看到有韓國歷史專書出版。
韓國歷史中受華文世界所熟悉的，不外乎壬辰倭亂（萬曆援朝，或稱文祿慶長之役）和百多年前被日本併入版圖那段近代史，就與日本戰國時代末期和甲午、日俄戰爭那段歷史重疊，而我們讀到那段時期的東亞史，又多數聚焦在中國和日本兩個國家的角力，而忽視了朝鮮的對應，覺得朝鮮太弱，任人魚肉，乏善可陳。這兩段歷史裡面我們舉得出來的人物，恐怕只有李舜臣和安重根吧。
其實論重要性和精彩程度，韓國近代史絕對不比中國和日本遜色。就近代而言，朝鮮夾在宗主國滿清和新興大國日本之間，加上英、俄兩個敵對的大帝國虎視眈眈，如果不能自強，蛻變成獨立的近代化國家，就只能淪為大國的殖民地，永遠低人一等；基於憂患意識，朝鮮王朝上下就像當年幕末的日本一樣，陷入了攘夷和開國的鬥爭，前者以大院君為首，後者又分成穩健派和激進派，穩健派以維持李氏政權管治為前提，後者則欲模仿先進諸國，建立近代制度。然而在制度的缺陷以及大國之間的利益拉扯之下，朝鮮的改革經歷波折，最後失敗收場，被併入日本帝國版圖。
以結果論，我們得出朝鮮積弱不振的解釋，外不能抗敵，內不能平賊，只能拉一派打一派來苟延殘喘。但如果拿放大鏡來看仔細，便發現朝鮮其實是有條件完成近代化，只是往往成功在望的時候，總是被失勢的一方阻撓，或是被戰爭拖累。
而作者趙景達提出了兩個重點，挑戰我們的思考盲點。
第一是朝鮮政治文化的傳統。關鍵詞是「儒教民本主義」。我也不能確定他所說的「儒教民本主義」是甚麼意思，但是他提出朝鮮王朝的國王，都是比較親民的，君主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不可動搖，乃至即使是激進的改革派，也鮮有推倒王朝的想法。這是朝鮮人民的共識和底線。鶴見俊輔在《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提出的「鎖國性」，竟與朝鮮人民有異曲同工之妙——即是人民生活在自給自足的封閉環境（日本四面環海，朝鮮則受宗主國保護），只會服從而不會（或根本沒想過）挑戰最高原則，只會查找方法論上的不足。作者趙景達在書中明言，某些貌似進步的改革派，其實實行的也是儒教的愚民政策，他們的改革，並不會動搖到精英份子的力量。
第二是近代化真的符合朝鮮王朝的利益嗎？除了近代化，是不是有第二條路可走？在我們現代人眼中，近代化固然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沒有近代化的發展，沒有近代化的陣痛，我們現在哪有安樂日子？可曾懷疑除了近代化之外還有別的道路可走，而一百年後的今天會是甚麼樣子？但是對當時的朝鮮人民來說，他們不是自主走上近代化道路，而是身不由己，被日本強行拖著走。近代化是大勢所趨，但是被帝國主義挾著走，就不是那麼一回事。我不曉得作者的觀點能代表多少韓國人的想法，但這想法確是很新奇。根據作者分析，除去那些屈服於日本淫威之下的官員，幾乎所有投身改革的志士，對國王依舊敬若神明，以至於他們那些激烈的改革，仍是致力於維繫國王的合法統治，而非啟蒙百姓，終究未能跳脫出封建框架。其中一個原因，是主張改革的志士都是讀書人，他們並不期望一般民眾可以享有和運用權力，倒不如維持由國王及精英官僚階層的統治，更合符朝鮮的利益。他們既想改革，卻又信不過民眾，而另一方面東學黨和後來各路義兵當中，倒有幾個鐵骨錚錚的大人物，他們挺身反抗暴政而不是推翻政府，甚至不願與官軍作對讓外國有機可乘，只可惜他們得不到改革派精英的青睞，只能孤軍奮戰，在親日政府的鎮壓下灰飛煙滅。
作者認為朝鮮人民崇尚道義多於保護國家，寧願犧牲國家，也要顧全道義（指對中國的事大主義），這是儒教民本思想的極緻，說不定只是作者對朝鮮人美好的想像，畢竟在日本扶植之下，朝鮮政府內部親日派當道，不僅甘願自我矮化淪為日本保護國，甚至幫助日本人脅迫高宗退位。最忠君愛國的，不是食君之祿的官僚，反而是那群遭受壓迫的平民百姓，而且暴力往往不是他們的第一選項，只是得不到回應才走上絕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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