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使用錢幣的歷史，可追溯至彌生時代（約我國春秋戰國至西漢時期）。考古學家在下關武久市的彌生時代遺跡，挖掘出屬於秦漢時期的半兩錢和五銖錢，證明當時已有中國錢貨流入日本，不過那時候的中國錢幣，主要是用作祭祀用的。而且當時缺乏地域交流，中國錢幣要流通日本全境可說是不可能。
隨著中日交流頻繁，中國錢幣大量輸入日本，數量急劇增加，推動日本的錢幣普及化。除了從中國輸入錢幣，日本朝廷也在各地開設鑄幣所，自行鑄造貨幣。最早的日本製錢幣，是七世紀的無紋銀錢和富本銅錢，比皇朝十二錢時代更早。
所謂皇朝十二錢，就是從八世紀開始到十世紀中葉二百五十年間，由朝廷鑄造的十二種貨幣，每種貨幣的金屬含量都不盡相同，而價格亦有別。從蓄錢禁止令的頒布（７９８年）可以看出當時錢幣已經通行全國，而且朝廷對錢幣經濟已有一定程度的認識。同一時間，日本除了使用錢幣之外，還有用米、布、絹等物品作為交易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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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的平安、鎌倉、南北朝、室町時代，因為與中國大陸的物價差異，大陸商人紛紛從日本買貨，拿回去大陸變賣，可獲豐厚利潤，因而歷代唐錢、宋錢、明錢從中國源源不絕輸入日本。１９７５年考古學家打撈七百年前沉沒於朝鮮半島全羅南道的新安船，並花了二十四年時間完成修復，船內留有許多貨物和錢幣，單是錢幣就已經有八百萬枚，還沒有把數百年來流失在大海的錢幣計算在內；一艘商船便積有這麼多錢幣，若是一隊商船隊，裝載錢幣數量應可達到一億枚。錢幣大量輸入日本的影響就是貨幣數量激增，形成通漲。《百鍊抄》治承三年（１１７９年）六月條記載：「近日天下上下病惱，號之錢病」，可見錢貨滿盈之害。皇朝十二錢之後，日本朝廷已不再鑄造錢幣，只依靠中國輸入；而大陸自元朝通用紙幣後，錢幣大幅貶值，便有更多錢幣用來跟外國交易，於是輸入日本的錢幣不減反增。
然而日本國內對錢幣需求極大，只靠大陸錢幣不足以應付需求，一些不法之徒便私鑄中國錢幣，企圖魚目混珠，但這些私鑄錢幣，質量與官鑄錢幣有相當大的差異。古時的錢幣是金屬鑄成的，一枚錢幣的價值由其含量決定，而一枚錢幣的含量，則視乎當時金屬產量由官府決定，但私鑄錢的大小、重量和金屬含量往往與官鑄錢有所差異，卻照樣流入市場，加上舊的錢幣磨損程度不一，結果造成錢幣估價混亂，出現良錢和鐚（惡）錢之分。試想想，如果一枚良幣和一枚劣幣都能買到同一樣物品，你會用哪一種去支付？久而久之，市場上只有鐚錢在流通，良幣反而成了家中珍藏，這就是劣幣驅逐良幣的道理。
藏在民間的錢幣愈來愈多，在市場上流通的錢幣愈來愈少，加上明朝中葉輸入日本的錢幣開始減少，民眾傾向藏起良錢，使用廉價的鐚錢進行交易，另一方面店主卻希望得到更多的良錢，因此經常發生買賣糾紛。到了室町戰國時期，各地大名都有明令禁止民間撰錢（日文中「撰」是「選」的同音異字，「撰錢」指刻意選擇以劣幣支付的消費行為），後世稱為「撰錢令」。最早有記載推行撰錢令的大名是大內政弘，《大內氏壁書》收錄了大內政弘時代（文明十七年，１４８５年）奉行人的書信，指明鐚錢之中，只有永樂通寶和宣德通寶可以使用，堺錢、洪武通寶、打平這三種不能再使用，更明確制定永樂通寶和宣德通寶（成行文方便以下合稱「通寶」）與良錢的混用比率：繳交段錢（按田地面積徵收的土地稅）的場合，每一百文中通寶不得超過二十文，即最少要有良錢八十文；平常交易的場合，則每一百文不得使用超過三十文的通寶，即最少要有良錢七十文，信件末尾還特別註明如有不從送官嚴辦云云。
這個方法看似能調節市場的運作，卻暗藏一個嚴重問題。人們繳交段錢通常是變賣收成的米，換成錢才上繳。當時的米價大約一斗等於一百文，賣一斗米若果換得良錢七十文，通寶三十文，則賣家繳交段錢時需要補貼良錢十文（即上文提到規定的最少八十文），或再拿出米來變賣。假設他再賣兩升米，得二十文錢，內含良錢十四文和通寶六，則他現在手上共有良錢八十四文，通寶三十六文，足夠繳稅了，不過餘下的四文良錢卻變成死錢，得物無所用了，他可能需要把家中剩餘的米拿出來賣，湊足指定比例的良錢才能消費，這對於收穫不穩定的戰國百姓來說，是比較困難的事。更別說民家私藏的堺錢、洪武通寶等等馬上變成死錢，沒辦法使用了。這措施看似有利市場運作，實際卻是擾民的。
此後十五年（明應九年，１５００年），足利幕府也推行類似的撰錢令，規定能混用的鐚錢，除永樂和宣德通寶之外，較舊的洪武通寶也能使用，但每一百文不得超過三十二文鐚錢，違者處以死罪，沒收家宅，奉行人有責任教導百姓如何混用錢幣。不過當時幕府自顧不暇，下面的百姓自行其是，所以幕府後來連續六年頒布撰錢令，可見措施一直沒有效果。五十年後，北條氏康和織田信長都有實行撰錢令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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