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講比較籠統的話題。戰國時代的本質。這只是我的粗淺見解，沒有翻查甚麼文書史料，也不打算給「戰國」下定義，旨在分享個人想法。
我在《安藝毛利史》中提及過，戰國時代是個社會秩序重新洗牌的時代，身分流動十分激烈，所依憑的只有實力——包括武裝等硬實力和外交等軟實力。只要有實力，就可以往上爬，相反，沒有實力的話，就會被別人拉下來。齋藤道三是個賣油翁，但他憑著實力成功奪取美濃一國；一條家曾是土佐群雄之首，對長宗我部家有照顧之恩，最後也被長宗我部元親所消滅。這才是「下剋上」的真義。
不只大名家，下面的家臣，再下面的官僚，再下面的基層百姓，都活在同樣的亂世，沒有人能夠獨善其身。其實這不是戰國時代才出現的現象，在十二、十三世紀農業技術進步的時代便見端倪。百姓比以前富裕，脫離莊園剝削，自組新的村落，村落與村落之間，為了爭奪資源或搶佔地盤而互相競爭，他們有自己的外交網絡，有合作有敵對，領主之間的爭鬥往往就是由村落爭執而起。這方面的資料，可以參考黑田基樹的《百姓から見た戦国大名》，這裡不作詳述。
地方領主有徵稅的權利，也有仲裁紛爭的義務。室町時代從一開始到結束，幾乎沒有和平過，前期的南北朝相爭延續到室町中葉，因為戰爭的需要，發展出守護領國制。守護大名的地位是幕府賦予的，肩負討伐敵人的責任，他們的實力基礎是基層的團結，基層團結才有實力去作戰。維持基層團結就是地方領主的責任。所以地方領主必須要想辦法維持村落的秩序，使百姓各安其所，如期交稅和服役，確保在戰時能動員最大力量——儘管實際上很多領主為求自保，不會動用所有人力出外打仗，對大名的徵召虛與委蛇，而大名為了爭取領主的支持，也只能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應仁之亂前後，幕府已無力駕馭各地大名。守護大名的地位是幕府賦予的，一旦幕府失去權威，有野心的下層家臣或領主就不用再給大名面子，戰火一下子在全國各地燃起。例如朝倉敏景擊敗了斯波義敏，奪取了越前一國；守護代尼子經久也取代了主君京極氏操持著出雲的政務；貴為半將軍的細川政元，也被自己的家臣謀殺了；再極端一點的例子，便是一向一揆奪取了加賀一國，實行自治。這些不臣之舉，並沒有受到任何法律制裁，只要有實力才有資格去制裁。
幕府的權威已不牢靠，沒有靠山的大名或有野心的家臣就要想方設法自力救濟，才能在混亂的時局中生存下來。但是實際把握基層力量的都是家臣甚至地方領主，而不是「離地」太久的守護大名，所以主從間的鬥爭，往往都是大名失敗收場。
另一方面，當時日本長年飢饉，經常有地震等天然災害侵襲，百姓幾無餘糧，還要應領主之召出外打仗，所以生活艱苦可想而知。在這樣刻苦的條件限制下，領主或大名要跟鄰國交戰，不管是防衛或是侵略，都必須善用每一分力量，將資源最大化，農民除了打仗就是耕作，餬口已很困難，更別妄想平常有甚麼娛樂，領主為了確保足夠的資源，限制農民日常的娛樂，是很普遍的事，卻又不能迫得太緊，以免百姓逃離家園，降低生產力。大名為了鞏固自己的在地力量，則會制定一些法規，讓領國經營有效運作，甚至實行檢地，增加產量。這可說是一種國力戰，充滿管理學問。「信長之野望‧天道」玩搶奪集落和資源，某程度上也反映了戰國時代的實況。
不過我們看不到那種環境下的日本，會有像中國春秋戰國時代那些偉大思想家到處宣揚各種大愛主義，我們似乎也看不到百姓的厭戰氣氛高漲。因為戰爭也是他們在社會中往上爬的途徑，農民必須服役打仗，在戰場上立功，便會得到賞賜，或者在戰場撿到敵人遺下的武器拿去變賣，才是一筆收入，讓生活好過一點。
經歷百多年的混亂時代，到豐臣秀吉統一日本並推行各種禁令，社會秩序才大抵安定下來。刀狩令使農民繳交武器，從此兵農分離，身分確定下來，各司其職；而平和令禁止大名進行私鬥，紛爭必須交由中央政權解決，做到了「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倫理秩序。人們不能再靠戰爭改變自己的生活，大名也不用提心吊膽被家臣謀害，在理論上，亂世真的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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