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末從黑船來航開始，直到西南戰爭結束，或大久保利通遇刺，前後只有廿五六載，一般幕末維新書籍的論述，大抵就是這個時段為核心。
三谷博教授的這本著作也不例外。然而題為「再考」，自然就有新的觀點。
跟市面上愈來愈大部頭、內容更鉅細靡遺的幕末書籍相比，三谷教授的著作明顯精簡得多。在書底的簡介已說明，這本著作的出發點是從「公議」、「王權」、「集權」、「去身份化」這四個主題探究政權轉換的過程，從根本挑戰過往的維新史觀，因此所有的演繹都是圍繞著這四大核心而成。把二十五六年內發生過的複雜事件去掉枝節，把剩下來的主軸壓縮成風琴式的摺疊論述，不但不會疏漏，反而得出全新的畫面，事件之間的因果關係更加突出和清晰。
在第六章三谷教授點出橋本左內是公議制的首倡者，他主張不問身份制度，匯集各方人才商議國策，如是者，老中、大名、公卿、藩士、甚至是一介平民，都可以去除藩籬，各抒己見。可惜橋本被捲進安政大獄而無法實現抱負。
且以此為中心點，再回頭看前五章。為什麼黑船來航會引發公議制度的發想？固然是因為外患意識的抬頭，而幕府和深居禁裡的朝廷都不足以應付，只有打破身份制度（即書中所謂「去身份化」）、集合大眾的智慧才能救國圖強。於是書中前五章分析了幾項實行公議的歷史背景和條件：
1. 幕府以至各藩國的日常行政，都是下層官員為主力，他們有實務經驗，是國家營運不可或缺的人才。
2. 國學的普及化，使人民有了挑戰幕藩體制、重現王權政治的意識。（順帶一提，安政五年政變之以後，人們把帶有合法政權意義的「公儀」改稱為「幕府」的事例增多，用現代的話來說，把幕府視為一個軍政府，帶有不再視之為正統政權的否定意味）
3. 交通有利於知識的傳播，尤其江戶匯集了來自全國的有識之士，知識份子之間組織成網絡，在幕末時期形成一股輿論力量。
橋本左內的構想，獲得松平春嶽等開明大名甚至少部份幕府官員的支持。當然不是表示這些大名願意放棄名位、放棄封建制度，甘願與自己的臣民平起平坐，他們心中理想的公議制度是以幕府存續以及自己得以參與政權為前提的。日後這些大名與幕府的角力，正是公議派（以越前、薩摩為首）對一心維持一家獨大的幕府政權的挑戰，而不是取後者而代之。
雖說幕府汲汲於獨霸朝綱，但是當處於下風的時候，姑且還會分享權力，例如安政大獄前後的和宮降嫁、八一八政變後的參預會議、大政奉還前的四侯會議，都是幕府主動邀請大名參與。相反，當處於上風時，就會收回權力，例如慶應三年（1867年）德川慶喜邀請大名到京都討論兵庫開港問題，但在大名還沒進入京都之前，便私自向朝廷奏請開港敕許，其後又在四候會議上壓倒越前、薩摩提出的先赦免長州的主張，這樣獨斷獨行的作風，可說是對期望實行公議的各路大名的挑釁，使後者覺得言路已被堵塞，最終迫使薩摩改變策略，擁兵京都以武力相脅——請注意，從島津久光的角度來看，這不是倒幕或改變政體，而是為了脅迫德川尊重公議，武力倒幕只是西鄉、大久保等少數家臣的意見，一開始並沒有得到上層的支持。
而德川慶喜的立場也值得重新審視。一般認為，他出身傳統尊王派發源地水戶，母親來自京都朝廷，感情上會比較親近京都王權，以致在戊辰戰爭中，寧願捨棄大坂的將士，亦不願與朝廷作對。然而書中舉證說明，他既不刻意維護幕府權益，亦不奉承朝廷，而是超越兩造，創造出嶄新的政權，由自己擔任領袖，成為西洋式的專制君主；所以不管是什麼樣的政體，也不必拘泥於幕府或是朝廷的軀殼，只要自己能夠掌權，甚至兩者皆可拋棄。由此可看出慶喜毫無政治原則，儘管書中並沒有作出結論，但我認為這是三谷教授想帶出的慶喜像。
必須注意的是，我們習慣把鬥爭的兩端，冠名為尊王派（或倒幕派）或者佐幕派，其實這是過於簡單的二分法。且不說所謂倒幕派大名各懷鬼胎，便是幕府本身也絕不是一塊鐵板。尤其是「一會桑政權」（「一」=一橋/德川慶喜；「會」=會津松平容保；「桑」=桑名松平定敬）在京都成立以後，由於身處與朝廷及各路大名折衝的前線，政策比較彈性，需要時與大名分享權力，難免與江戶幕閣的立場相悖。
正因為立場隨時勢而改變，所以在書中幾乎看不到「倒幕派」、「佐幕派」之類習慣上的命名方式；相反，「公議派」出現較多，畢竟這是貫穿整個幕末歷史的骨幹概念。我們閱讀時也應該拋棄固有的概念，重新審度當時的情勢。
王政復古從來被看成是倒幕派把德川家排除出政權、回復朝廷主權的理念，事實上也是各有各的想法，並不是在十二月九日發動小御所政變時就已經決定好，復古到什麼程度，甚至如何分配權力、是否保留封建制度，也是在發動政變後才開始摸索，明治頭十年的混亂足可印證，這些人空有抱負而欠缺仔細具體的建設計劃，可想而知當時發動政變和鳥羽伏見之戰是所謂「倒幕派」處於下風的狀況下倉卒實行的。
雙方角力過程的細節也有別於一般幕末著作的描述，這部份就由讀者諸位自行閱讀。在書中最後一章，三谷教授對日本建立主權國家、創造「東亞」的概念有簡要精闢的論述，也值得讀者再三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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