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說「薩長土肥」是促成明治維新的四大雄藩，指的是薩摩、長州、土佐和肥前（佐賀）。不過進入明治時代，只有薩摩和長州兩藩特別突出，土佐和佐賀就像是薩長藩閥政權的陪襯——就算拿土佐和佐賀比較，土佐的名氣也比佐賀大，畢竟土佐在幕末維新的過程中積極參與。我們看幕末歷史，竟幾乎找不到佐賀藩的足跡，存在感相當薄弱。到底佐賀藩在幕末期間有什麼事跡？又是憑藉什麼能跟薩長土三藩相提並論？
科技大藩
佐賀藩位處最接近中國大陸的九州西陲，領內包括著名的國際都市長崎（屬於幕府直轄的領地，由佐賀和福岡藩輪流守衛）。近水樓台先得月，佐賀藩有地利之便，比其他藩鎮更早接觸外國資訊，因而培養出對外國事物敏銳的觸覺。
第十代藩主鍋島齊正（號閑叟，維新後改名直正）是有名的賢君。世人一般稱讚薩摩的島津齊彬，因為他成功解決財政危機，同時關心西洋先進事物，積極提拔人才，這些功績在他表弟鍋島齊正身上也找得到，而且比島津有過之而無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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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鍋島齊正 |
鍋島齊正初任家督時，因為守衛長崎的費用龐大，加上前任藩主生活奢侈，藩政府積欠了巨額債務，於是齊正帶頭奉行儉約主義，精簡架構，節省開支，扶植農工商業，幾年間便扭轉了財政困局。他把節省下來的費用，投放在他所關心的西洋技術上，包括設置精煉方、建設當時最先進的反射爐、率先引入高島流砲術、開設三重津海軍所等等，不僅如此，他更身體力行，在天保元年（１８３０年）就任家督不久，便親自前往長崎視察，甚至破天荒登上荷蘭船隻觀摩；當時日本大名除了參勤交代需要坐船渡海之外，幾乎都在自己居城中辦公，與船隻無緣，更別說觀摩西洋船隻了，鍋島齊正之舉可說是前無古人。在鍋島齊正充滿魄力的領導下，經過反覆試驗，僅憑一藩之力成功製造出最新式的鐵製岩士唐大砲（１８５２年）以及日本第一艘蒸汽船凌風丸（１８６５年），科技力領先日本全國大名。鐵製大砲完成不久，便發生黑船來航事件，幕府老中阿部正弘為了加強江戶海防，不惜支付龐大費用向遙遠的佐賀藩訂製大砲，可見佐賀的武力和科技力是當時日本第一流。島津齊彬也希望鑄造大砲，得到鍋島齊正派遣技術人員和贈送翻譯書籍的幫助，最終在安政三年（１８５６年）成功鑄造。
義祭同盟
鍋島齊正繼任家督之時才十六歲，是求知慾旺盛的年齡。他十分重視學問，固定每個月巡視藩校弘道館，勉勵學生，甚至跟學生一起聽課。此外，他投效資金擴充弘道館規模，開設武藝課程，更規定所有藩士子弟必須就學，將學問普及化。活躍於明治時期的大隈重信、江藤新平、副島種臣、大木喬任、佐野常民等等大人物，正是弘道館出身。
佐賀藩是忠實的尊王攘夷派，這源自於弘道館教授枝吉神陽，他研究儒學、國學、史學，主張天皇是日本唯一的君主，透過他的教導，深深影響著弘道館青年子弟。曾幾何時，藩內流行祭祀南朝忠臣楠木正成、正行父子，但一度廢絕，直到枝吉神陽重辦儀式，舉行祭典。嘉永三年（１８５０年）枝吉神陽的胞弟副島種臣、表兄弟島義勇等三十八名同學，更自發組成義祭同盟，將祭典變成恆例。上述的大隈重信、江藤新平等人也在稍晚加入義祭同盟。
副島種臣、江藤新平、大隈重信等人都是佐賀藩內的青年才俊。副島種臣是枝吉神陽的胞弟，學問和人品同樣出眾，一身兼擅國學、漢學、蘭學，堪稱一代宗師。明治六年（１８７３年）作為外務大臣出使清國處理牡丹社事件，並拜謁同治皇帝，在中國他與清朝高官以詩文互答，引經據典，顯示出深厚的漢學功力。江藤新平早在弘道館就學時代便顯露一身才氣，義祭同盟的漢文祭詞便是出自他的手筆；雖然曾經脫藩被罰禁閉，但實際上得到藩主鍋島齊正賞識，暗地裡為藩主收集情報；明治時期擔任民政和司法職務，為近代司法制度的建立作出極大貢獻。大隈重信在明治年間曾出任大藏大輔（卿），主管財政，明治十四年（１８８１年）受薩長藩閥排擠而下台；此後組織政黨提倡自由民權，又一手創立早稻田大學，為政黨培育人才；後來更兩度出任內閣總理大臣，是佐賀出身政壇地位最高者；據說他博聞強記，頭腦靈活，演講時可以不用看稿，讀出各項數據皆準確無誤，時人無不佩服。
弘道館南北騷動
受到西洋文化直接衝擊，佐賀藩內響起了改革的呼聲，同時刺激了保守派的反對。改革和保守的鬥爭，竟燃燒到藩校弘道館裡。
弘道館在全盛時期（黑船來航前後）有超過六百名宿舍生，分住南北兩寮。大隈重信是南寮中的優等生，全校師生都很欣賞這位學識豐富、辯才了得的年青人。不過大隈重信不滿足於陳舊的朱子學，他希望讓學生接觸更多先進實用的知識，以對應西洋文化的挑戰，便向學校提出學制改革。大隈口若懸河訴說他的想法，得到同學的共鳴，尤其住在北寮的同學，只要大隈有空閒，便跑到北寮與同學聚會，有時徹夜不歸。
當時南北兩寮似乎有互相競爭的風氣，南寮學生知道大隈重信經常流連於北寮，以為北寮強搶大隈，便向北寮叫囂放人，被北寮拒絕，於是兩寮學生爆發口角，繼而動武；一天晚上北寮學生衝到南寮大肆破壞，第二天晚上輪到南寮學生衝到北寮報復，校監趕緊出面調停，罰北寮七十二名學生自宅謹慎（不能出戶），南寮因屬自衛而僅罰三日禁足。大隈重信是始作俑者，被開除學籍，當時是安政二年（１８５５年）六月，大隈只有十八歲。雖然被逐出校門聽起來不甚光采，但大隈反而因此「重獲自由」，後來獲老師枝吉神陽的推薦，如願轉到蘭學寮繼續學業。
這次事件可說是大隈重信一生重要的轉捩點，他得到接觸先進西洋知識的機會，包括學習英語、研究新約聖經、美國憲法等等，因而受到鍋島齊正重用，漸漸活躍於政治舞台。
失言風波
佐賀藩雖然挾著強大科技力量傲視同儕，但前藩主鍋島齊正（當時已隱居，新藩主是長男鍋島直大）其人對朝幕之間政治角力興趣不大，加上身體長期欠安，所以並不積極參與政治活動，不論是尊王，或是佐幕，或是公武合體派，鍋島都敬而遠之，但這樣置身事外反而引起政界的戒心。事實上鍋島也曾經非常接近中央政壇，幕末期間文久二年（１８６２年），是公武合體論最盛的時期，薩摩「國父」島津久光率兵上洛，護送勅使大原重息前往江戶催促將軍上洛。這時候鍋島齊正也想參一腳。十一月二十四日，鍋島搭乘蒸汽艦電流丸抵達京都，獲孝明天皇破格接見，當面賜予天杯。在江戶時代，天皇的一舉一動都受到幕府嚴格約束，天皇固然不能直接與大名交流——以前孝明天皇就曾經因為向水戶下達密勅而引發安政大獄風波，而大名亦不能直接進謁天皇，頂多只能跟公卿聯絡，所以鍋島齊正獲孝明天皇接見，可說是又一樁破天荒的創舉。
當時京都治安不穩，長州、土佐兩藩的激進尊王攘夷份子在京都屢屢生事，鬧得人心惶惶，為了維持秩序，幕府於是新設京都守護職，屬意會津藩主松平容保出任。佐賀和薩摩都希望擔任京都守護職，透過親幕府的公卿代為說項，向幕府求得京都守護職。島津家搭上了關白近衛忠熙，由於島津與近衛兩家是幾百年的世交，關係親密，所以近衛忠熙也同意讓島津家出任。鍋島齊正也找上近衛忠熙，雖然沒辦法套交情，但是有傲人的軍力作賣點，他豪言說世間都忌憚薩長土三藩，但是薩長土三藩身上的盡是些舊式裝備，怎及得上我佐賀的新式裝備？我只需帶上半隊銃隊就可以將他們轟走。
事後近衛忠熙把這番話轉述給薩摩，當然引起薩摩不悅。論軍力薩摩雖然不如佐賀，但豈能讓人嘲笑奚落？身在京都的薩摩藩士大久保利通在寫給家鄉的信中，便提到鍋島處處阻礙著薩摩。按鍋島齊正與島津齊彬是表兄弟關係（兩人母親是胞姊妹），而且志趣相近，在引入西洋技術方面互相扶持，因此兩藩關係融洽，但島津久光卻是齊彬異母弟，與鍋島齊正再無血緣關係，而且不似齊正、齊彬醉心蘭學，也許是這個緣故所以鍋島齊正敢在近衛面前放出豪言壯語。可是對近衛來說，一邊是累世交情，一邊是軍容鼎盛，實在難以決定，如果屬意任何一方，又可能引起落選一方的不滿，既然不能兩全其美，那麼乾脆兩個都不要做好了。
也許鍋島齊正知道自己失言，便託辭奉天皇命令到江戶催促將軍攘夷，離開了京都。當他在文久三年（１８６３年）正月抵達江戶，幕閣上下都忙著打點將軍上洛的事情，無暇理會這位不請自來的客人，便隨便給他一個將軍文武修業相談役的職位，這等於是將軍專屬的指導老師，可以進入江戶城指導將軍學習，但此刻將軍要上洛了，哪來空閒讀書？鍋島齊正知道幕府虛與委蛇，自討沒趣，便悄悄離開江戶返回佐賀。
後來元治元年（１８６４年）因為禁門之變，幕府組織軍隊征伐長州，鍋島齊正再度上洛說服朝廷寬大處置長州，但鍋島高估了自己的影響力，朝廷根本無意接納鍋島的建議，鍋島再次無功而還，只好返回佐賀，出動軍隊助戰。
不平黨
鍋島齊正介入中央政爭的時候，他手下的有識之士也在積極活動，他們有的到長崎遊學，有的甚至不惜脫藩，到京都或其他地方結交志士和搜集情報。鍋島齊正第一次上洛之前，江藤新平便自行前往京都探路，為鍋島提供京都政情的報告，回藩後雖然被追究脫藩之罪，本來是要判死的，但鍋島驚歎於江藤的行動力和觀察力，便改罰他於佐賀藩邊境深山中的金福寺謹慎，直到慶應三年（１８６７年）王政復古政變前夕才解禁。名義上雖為謹慎，但金福寺隱於山中，人跡罕至，事實上更增江藤的活動空間。
江藤新平蟄居期間，其他藩士則致力於實行藩政改革。當時中央政壇陷入混亂，而佐賀藩不但未能涉足政壇，在藩內亦失去治政動力，虛渡光陰，大隈重信便在元治元年（１８６４年）與島義勇一同組織不平黨，與同志一同議論藩政，並向藩政府提出改革措施。
大隈重信的提案主要針對財政和軍事兩方面，讓擁有先進知識和革新能力的下層藩士得到重用，實現尊王倒幕的鴻圖大計；但是如此一來便損害了保守派家臣的利益，他們因為世襲而得到高薪厚職，但昧於時事而缺乏改革的決心，如果藩政府重用改革派年輕人，便會危及他們的地位，所以儘管改革案獲藩主採用，卻因為保守派家臣激烈反對而毫無成效。大隈重信曾點評鍋島齊正「活潑有為」、「君子之風」，又富有剛毅精神，相信鍋島會是「維新功臣中第一流人物」，對這位有知遇之恩的前藩主寄予厚望，可惜鍋島失意於中央政壇之後，便漸漸變得保守，整個佐賀藩在動盪時局中兜兜轉轉，蹉跎了歲月，未能與時並進。
慶應三年（１８６７年）春，大隈重信毅然脫藩，到京都拜見新任將軍德川慶喜，提出大政奉還，但是大隈人微言輕，建議不獲接納，更被幕吏逮捕發還佐賀，被藩政府處以謹慎之刑。而當年十月土佐藩亦提出大政奉還，終於獲德川慶喜接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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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年的大隈重信 |
王政復古的對策
慶應三年（１８６７年）十二月八日，倒幕派發動政變，在將軍德川慶喜不在場的情況下，倒幕派發布王政復古大號令，廢除攝政、關白、將軍職稱，新設總裁、議定、參與三職，稍後逼令德川慶喜辭官納地，瓦解了幕府體制。
此前大隈重信又再度脫藩，王政復古政變時身在神戶，當他得悉政變消息後，便趕回佐賀，向鍋島齊正陳述事態經過，催促藩主出兵京都分一杯羹，以免倒幕成果被薩長獨佔，但是一向飛揚勇決的鍋島齊正此刻卻猶疑不決，結果白白錯失了良機，翌年鳥羽伏見之役爆發時，鍋島齊正竟還在自家藩邸中無所事事，讓大隈重信極為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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