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官場有沒有「潛規則」？

近日拜讀了吳思的《潛規則》一書（黃仁宇《萬曆十五年》的精神續作；同作者還有一本著作《血酬定律》，未讀），對於中國官場運作和社會變化模式的關係加深了解。有興趣的人不妨一讀。

讀完之後，習慣性地把中國的情況與我最熟悉的日本歷史來比較。畢竟中華帝國已有二千年歷史，累積了深厚的文化底蘊，卻在甲午戰爭一敗塗地，輸給一個新興的蕞爾小國。兩國的維新一個成功一個失敗，實在有很多值得思考和討論的地方。

《潛規則》解構了中國社會運動背後的原因，其中之一在於官吏的腐敗，因為他們握有「合理傷害權」，拿著這個公權力橫徵暴歛，欺壓百姓，而透過官場中橫向和縱向的收買和包庇，官官相衛，一同遮蔽了皇帝的耳目，隔阻了百姓上訴的渠道。而官吏之所以貪，除了是一種不明文規矩，也是出於無奈，因為俸祿不多，而應酬贈答耗費極大（為了面子和仕途，排場有多大得多大），如果沒有橫財，則連基本生活也難以維持，你寒窗苦讀多年，村民集資供你讀書考試，你不懂得「為官之道」，又怎樣養活家庭和報答村民呢。所以是制度迫使他們同流合污，而皇帝和老百姓都成了冤大頭。老百姓受欺壓，沒法維持生計，只好走上造反之路。

阿寶有句名言：「人類總是重覆相同的錯誤」。經歷多次政權交替，經歷多次制度的更張，仍然沒法消除此等陋習，仿佛就是中國文化的一部份，深植在基因中，一代傳一代。

我不禁問，長期身處中華文化圈的古代日本，也會有這樣的情況嗎？

首先必須說明的是，現代日本官場的黑暗也不遑多讓，政界財界那些政治獻金、貪污賄賂，絕對不會比中國人少。愛錢是人之常情，不是日本人給人印象有禮、守規矩，就不會出現這些行為。我在意的是封建時代的官場文化。

我們知道中世日本——尤其是室町戰國時代——常常發生一揆事件，例如農民為了取消債務而挺身反抗領主，背後多數是因為天氣或戰爭原因導致歉收，而無法支付巨額地稅，唯有借款支撐下去，但情況一直沒有改善，債台高築，只好耍賴，拿著武器逼領主「燒數簿」，過去的賬一筆勾消。可是背後的人為操作，有沒有違法違規導致官逼民反等等，這些文獻資料實在不易得到，無法分析。

江戶時代的資料比較多，在太平盛世有比較完善的記錄制度，資料保存得比較好。其中元祿時代（１６８８—１７０４）堪稱是江戶史上最繁榮燦爛的年代，這方面的史料比較多。

其中一本書叫做《鸚鵡籠中記》，作者是尾張藩士朝日文左衛門重章（１６７４—１７１８），他出身下級武士家庭，在藩中擔任御疊奉行，負責監督生產和採購城中需要的榻榻米，換言之，他只是一個平凡小吏，並沒有甚麼過人之處，不過他從十歲開始便寫日記，幾乎風雨不改，每天都寫，記錄著他所見所聞，包扣社會要聞、名人秘事、飲食文化、風花雪月，最重要的是，他沒有儒生的學術包袱，需要為主上隱惡揚善，他所記的，都是有血有肉的真實畫面，所以是後世從底下階層角度研究元祿文化的一份貴重史料。

從《鸚鵡籠中記》裡面，我們也可以找到一些與中國類似的官場潛規則。

話說當時將軍德川綱吉常常出訪江戶尾張藩邸，每次尾張藩都必定大排筵席，設宴招待，排場極盡奢華，而為了討將軍歡心，讓將軍滿意，柳澤吉保等將軍側用人往往向尾張藩勒索錢物，在將軍面前好言幾句，尾張藩如果不從，恐怕這些寵臣在將軍面前要讓尾張藩難看。所以一趟巡幸下來，尾張藩必定耗費很多銀兩。可是將軍巡幸不是一次兩次，而是幾十次，尾張藩除了招待將軍，還要被柳澤等人勒索，可想而知財政負擔有多重。不過柳澤自己也是受害者，因為將軍下訪柳澤府邸，也有五十八次之多，以他的俸祿來看，若沒有些許橫財，怎樣支撐這些應酬開銷？

而上層的開銷壓力，尚有下層吏僚和百姓可以轉嫁。《名古屋市史》就記載當時藩政府財政不景氣，便向底下吏僚開刀，向他們加徵貢米，或削減他們的俸祿。拙作《幕末長州》亦提及過，江戶時代的武士階層俸給微薄，而且礎於身份制度，不能從事其他生產，即是不能賺取外快，政府還要削減他們俸給，教他們的生活只有更苦，這情況不是長州的特例，而是放諸日本各藩皆準。《鸚鵡籠中記》不時記載有藩士破產，被迫舉家流浪，甚至不堪生活壓力而自殺的例子。

朝日文左衛門只是區區一個御疊奉行，身份低微，當然不會富有到哪裡。不過在《鸚鵡籠中記》中，常看到他生活放蕩的記錄，嫖賭飲蕩吹幾乎全都做過，這些巨額開銷似乎與他身份不相稱，到底他是如何做到呢？原來他的工作是到外地採購榻榻米，每次出差都會拿到若干公款用作旅費和採購，他就用公款來花天酒地，縱情享樂。

而他身為榻榻米奉行，本身擁有物色廠家的權力，如果只是憑貨色挑選倒是沒有問題，但京坂一帶生產榻榻米的廠家和經營榻榻米買賣的商家何止十百，他們如何爭取朝日文左衛門的訂單？當然要花點本事囉。做商人的很聰明，他們摸透了朝日文左衛門的愛好，便投其所好，帶他喝酒嫖妓看大戲，讓他稱心滿意，廠商爭著招待，視之為上賓，花多少錢也在所不惜，就只怕招待不周，失去生意，而朝日文左衛門不用花一毛錢，便享有天堂般的享受，何樂而不為？回去交差，藩政府還覺得他成績很好，給他升職呢。

從《鸚鵡籠中記》我們可以看到日本封建官僚一些與中國封建官僚如出一轍的勒索和賄賂行為，似乎也可以用「人之常情」來開脫。不過中國封建官僚為的是自己的仕途和身家財產，因為他們大部份人都是透過科舉入仕，他們讀聖賢書，進入官場，加入榨取行列，但他們的升遷或廢黜除了參看成績之外，也得靠同僚或上司的報告，因此和同僚上司的人際關係十分重要。進入官場，不論職位高低，都必須處理人際關係，萬一得罪了人，被人讒言中傷，或者插贓嫁禍，隨時烏紗不保，甚至人頭落地，抄家滅族。你要富貴或是貧賤，就看你的人際關係網如何。皇帝日理萬機，而且科技沒有那麼先進，只有依賴手下去分頭監察，但只要是人都有生活需要，很容易被錢財誘惑而捨棄道德立場，他們發覺同流合污的成本比得罪同僚上司的成本低，於是便有官官相衛的陋習流行。

但日本的情況不同，尤其是江戶時代實行四民制度，士農工商都是世襲的（當然有例外）。他們沒有科舉考試，身分幾乎是固定不變的，只要不是干犯重罪被流放或殺頭，基本上都不怕失業，所以沒有中國官僚那種烏紗不保的患得患失。但作為統治階層和特權階層的武士是不是清一色都是清官好官呢？那也不是。從「惡代官」這個名詞，便知道日本封建官僚集團當中免不了也有魚肉百姓的官僚，儘管「惡代官」一詞純粹是文學創作，但文學創作也需要一個樣板，而非憑空捏造，總有這麼一群恃著公權力作惡的官僚存在。由於資料不多，具體例子有待考究。不過以我所見，古時日本的官僚架構，比中國的系統較簡單直接，代官管治著百姓，直接對領主（大名）負責，同僚間的橫向結合不易，但對領主（大名）來說，監察和賞罰比較容易，換一個代官的成本也較低，不像中國那種村縣省各級層層疊疊，另加御史、巡撫、太監等監察系統，利益分配網絡繁雜，關係千絲萬縷，要揪出壞份子並不容易。

（以上是不專業分析，如有錯誤請不吝指正。）

參考資料：

吳思《潛規則》

韓東育《從「脫儒」到「脫亞」：日本近世以來「去中心化」之思想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