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續上次的話題，我們來討論中世以前的農村生活和土地制度的演變。第一回先講律令制下莊園公領制的產生。筆者學力有限，如有錯誤，懇請賜教。
日本的律令制時代，普遍認為是從七世紀開始的，當時大和政權參考對岸隋唐兩朝的做法，實行多項制度改革，包括官制、戶籍、租稅等等。從七世紀到八世紀，陸續頒佈政令，構築中央集權統治模式。歷史上有名的大化革新，其中一項就是廢除豪族的私有土地和部曲，收歸公有，由中央政府實行地方統治，即所謂公地公民制，理念類似中國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又編定戶籍，實行班田法，按口授田（一說應該班田制並非大化革新的內容，而是後來６８９年持統天皇頒佈飛鳥淨御原令時實行的）。租稅方面，仿照中國實行租庸調制，即按田地收穫量上繳若干為租、男子服力役為庸、繳地方特產品為調。田租上繳地方國衙，庸、調則運送到京畿供朝廷使用。
日本的班田制度就是仿照中國唐朝的均田制，凡六歲以上的百姓，都能從政府得到口分田，男子有二段，女子所得為男子三分之二，奴婢亦有口分田（注意奴婢階層不論官奴私婢，都是大和政權成立以前就普遍存在的，他們隸屬於各地豪族，大和政權並沒有解放這個階層，據學者推斷，當時奴隸階層佔整體人口５％至１５％不等）；六年一班，百姓死後或家族絕嗣便得歸還政府。此外還另賜田地給百姓世代相傳永業田，確實能反映公地公民的理念。當時的家庭基本單位，是以一個家族計算，一個群居家族，有本家男女老幼，有旁庶男女老幼，有些比較富裕的家庭還蓄有私婢，政府掌握他們的戶籍資料後，一次過班給土地，由一家之主分配耕種工作和財產。這是家族群居集耕是古代和中世農村生活的基本形態，史家稱為「家父長制世帶共同體」，直到豐臣時代太閤檢地才有所改變。
除此之外，尚有位田、功田、職田、寺田等等，分別賜予皇室貴族、對國家有功績、國家官僚以及佛教寺院，這些特別賜予的田地，仍然由基層農民耕作，只是所繳納的租稅撥給這些領主作為他們的俸祿而已。這些階級，尤其是寺院，因為其社會功能以及享有特權，權勢愈來愈大，尾大不掉，日後造成社會危機。
班田制對當時初成立的政權來說是適合的，因為對付各自為政的豪族合議制，最佳手段往往就是中央集權制。班田制度剛開始時確實成果顯著，因為耕者有其田，生產力大為提升，但潛藏的問題也漸漸暴露出來。
問題之一在於上面提到的租庸調制，它規定男子需要到京城服役，若果未克服役，則可以用米、鹽、布等實物抵銷，除此之外，男子還需要為地方國衙服勞役，從事修築或運輸工作，若果遇到戰事，更需親身上戰場殺敵。事實上，負擔力役的人大都是貧窮的男丁，因為有錢的人不會想服力役，寧願用實物代替，窮人拿不出實物折抵就只好服役。然而，不管是租稅、力役或是實物代替，都會加重農民負擔，學者永原慶二指出，即使豐收之年，收穫也僅能維持一家所需，貧窮的農民根本交不出足夠的租物。所以到後來，愈來愈多人不堪負荷，寧願逃離家園，也不要負擔這些義務。他們或成為浮浪人（無家可歸之徒），或成為富農和寺社的農奴，替他們耕作。
問題之二在於人口一直增加，人口增加導致按口分田超過飽和狀態，而政府沒有適時把那些荒廢田地收回來再分配，或調整人力資源，於是出現口分田不足、「有田沒人耕，有人沒田耕」的怪現象。百姓逃亡和口分田不足，直接導致朝廷收入下降。
為了挽救財政，朝廷頒下了法令，鼓勵墾荒。百姓復耕，收入自然會增加。首先是養老七年（７２３年）推行三世一身法，規定凡利用既有灌溉設施墾田的人，其本人即可以擁有該片土地；若果利用新設灌溉設施墾田的人，該片田地可以傳給子孫共三代。不過這個三世一身法也有弊病，就是田地擁有者——不論是一人還是三代——死後就要將田地歸還政府，如此一來，將要到期交還田地的農民，明知收穫不屬於自己，怎會還有意慾去耕種？
田產私有化是農民的願望，這樣他們才有動力耕種。
所以朝廷在二十年後（當時人們平均壽命不高，所以二十年大約就是三代之後，能馬上看到弊病的時間）的天平十五年（７４３年）推行墾田永世私財法。顧名思義，就是墾田的人不只他自己，連他的後代子孫都可以永久擁有該片田地，只要向地方政府申請，就不需交還國家。除此之外，為了鼓勵墾荒，朝廷還特准貴族和官員擁有數量不一的土地，收益歸貴族和官員所有。雖然貴族和寺院從前一個世紀就擁有大量田地，但這個法令卻把獲取土地的主導權讓給貴族和寺院，貴族和寺院不需等待國家賞賜，就可以利用自家的財政優勢，四出搶地，把貧困農戶的土地圈起來，僱用貧農為自家耕種，土地略奪愈多，收益愈大，更吸引貴族和寺院瘋狂搶地。這就是莊園公領制的萌牙（莊園即貴族或寺院擁有的土地，公領則是國家的土地）。班田制至此名存實亡。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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